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春秋决狱"新探

“春秋决狱”所决的都是政治、司法中的疑难案件 ,应称为“引经决疑”才更准确 ;“春秋决狱”在汉武帝以前即已存在 ,汉武帝时开始盛行 ,但仅是政治、司法惯例 ,至魏晋南北朝时才形成法律制度 ;“春秋决狱”至唐朝基本结束 ,其余绪则延至南宋 ;“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应当予以肯定。     

引经决狱与两汉法官造法之价值分析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的加快,司法官员常常通过引经决狱制作判例,规避法律,这种做法对两汉判例体系创建、司法官员自由裁量权的实现及儒家轻刑主张的具体实施意义重大,也为我们今天法官造法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借鉴。     

公羊义与两汉法律理论和实践片论

汉代法律领域的一大特色就是"经义决狱",尤其是"<公羊>决狱",即运用公羊义解决法律理论问题和进行定罪量刑的具体判决.<公羊春秋>的尊尊、亲亲、贤贤,以及善善也长、恶恶也短等一系列观念,决定了决狱在君主专制和宗法人伦社会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本质内涵:尊尊君权至上、亲亲隐情不坐、贤贤讳罪抵过、善恶本事原志.理性审视公羊义在两汉法律中的本质和功能,有助于科学认识传统政治儒学的精神特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内容和方式.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汉代法律实践的诠释哲学思考——以引经折狱为中心

引经折狱又名春秋决狱,是形成于汉代的一种司法方法。它以儒家经义(主要是《春秋》)作为评判案件的依据,强调原心定罪,在中国司法史上一度流行并影响深远。以现代眼光来看,运用西方盛行的本体论诠释学可以使这一中国古代的司法方法被更好地接受与理解。具言之:引经折狱的断案过程,可以视为司法官与立法者的两种不同的法律观点之间的视域交融;司法官为寻求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往往求助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典故的解释;在引经折狱中,汉儒的主体性与实在性得到了彰显并同历史情境之间产生了互动。     

《春秋决狱》佚文评析

深入分析《春秋决狱》六篇佚文,可见以经决狱之一斑。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针对特殊案件而实行,强调主客观条件,创造了若干司法准则,影响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走向,促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春秋》决狱在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同时,亦存在一些弊端。     

汉代法政体制述论

汉代法政体制伴随廷尉的设置而逐渐形成.廷尉是汉代最高司法机关,但并非唯一有司法审判权的机关,丞相、御史、尚书等行政长官亦兼理司法.汉代所创制的疑狱谳报、录囚、杂治(议)、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制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决狱"的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本位"与"家本位"思想的主导下,在"权"与"情"的双重作用下,"春秋决狱"尽管没有直接造就完备的法制,却开创了礼法融合的先河,为完善独特文化底蕴下的中华法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