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硬发展没道理

由于国家议题和声誉管理系统尚未建立，中国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普遍遭遇国际社会的错误解读和边缘化。中国要改善国际生存环境并提升国家声誉，必须从建立全方位的对外传播系统和国际沟通机制开始，逐步提高与世界公平对话的能力，尤其是公共外交能力。但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避免因经验不足而导致的“硬发展”。     

生活数字

第35位 联合国首次发布一项“全球老年观察指数”，对91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并进行排名。调查显示，瑞典是最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国家。挪威和德国排名分列第二和第三。阿富汗排名垫底。中国排名第35位。     

税负痛苦

美国著名的财经杂志《福布斯》近日发表了2007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报告，中国内地赫然列在第三，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而且排在欧洲许多以高税收著称的国家之前。尽管有不少研究税务的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福布斯》的排名存在明显不科学之处，但外界的观感从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反映出当前中国税收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在许多“税负痛苦指数”比中国低的国家，并不能感到其国民的税负比中国人轻，但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方面，一些国家做得更能“看得见，摸得着”，抵消了一些纳税人的抱怨。     

也要注意控制干部交流的负面影响

我们习惯上说“西化”的时候．一般都不包括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形成的。“五四”时期，是新旧思想观念和中西文化猛烈冲撞的时期。西方许多的新思潮、新思想不断地闯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那个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不过．那个时候比较多的人是把资本主义国家新的思潮，作为“西方化”来看待，因为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国家政治文明的回应

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依法治国”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与互动最终导致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出台。依法治国的推行，使我国法治思想发生了转变，那就是立足于“治理”而不是“统治”，立足于市民权利而不是国家权力，立足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当然，我国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还面临着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来摆脱。     

“国家社会性”范畴探微

作为深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范畴，“国家社会性”源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学术场域。感知“国家社会性”，应以对“政府公共性”“国家公共性”“国家中立性”等范畴的辨识为基础。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彰示了“国家社会性”的核心内涵。“国家社会性”是一种批判性和建构性的介入，这一范畴的应用是对传统阶级主义国家工具论的纠偏；在与相关范畴的对比中，“国家社会性”显出了自身存在的概念优势，继而拓展了对国家性质的讨论并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关于西辽河地区早期农耕时代城的起源及其发展

城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指标，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与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辽河地区是我国的城最早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城就已经在中国北方萌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城已经基本趋于形成，中国的社会历史开始进步到古国阶段；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是城的成熟发展时期，此时中国的国家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方国时代．从古国到方国，这是中国国家发展史上的“原生形态”，是后来“三代”国家形态的基础或原型，它在中国国家形态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起着一种规定性的奠基作用．     

中国品牌集体出击海外传播

今年5月26日，“中国品牌全球宣言”活动全面展开．再次“以官方的名义”向世界展示中国品牌的崭新面貌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与推出”中国制造”广告的补救行为不同的是．中国品牌全球宣言是中国方面的主动出击     

“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费孝通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在他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差序格局”，并与西方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一理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进一步分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差异，讨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来分析传统中国的观念在今天是否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必须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地剖析和反思。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值得国人重读和思考。     

努力读懂中国的星传媒体

“我们为连续三年荣登RECMA全球排名报告榜首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很高兴能与一些全球最顶尖的品牌合作．这个排名反映了我们成功地利用创新和技术．一切以消费者为中心。”星传媒体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Laura Desmond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