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考论

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虽然大体上沿袭晋制,但也不乏依据适时原则而有所变通之处。宋既沿袭东汉、东晋相关制度,以"禘"、"祫"为同一祭礼,称之为"殷",每间隔三十个月,于夏四月或冬十月举行一次"殷"祭礼,又依据东汉儒者何休、郑玄学说,将"殷"祭礼的举行时间与三年丧礼联系起来。南齐依据王俭之说,大致沿袭东晋制度,每间隔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礼。梁在大体上遵循郑玄"禘"、"祫"祭是两种不同的祭礼、"禘"祭小、"祫"祭大学说的同时,依据有关记载和自身的理解,对郑玄"禘"、"祫"祭举行时间间隔学说进行了变革,实行"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三、五不相通数之制。     

隋代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隋初,尽管兼采南北朝制度,但主要沿袭北周制度,实行皇帝"五庙"制度;皇帝宗庙禘、袷祭祀制度则大致遵循郑玄学说.虽然隋炀帝意图依据周代"天子七庙"古礼,实行"七庙"制度,由于许善心等人的设想不符合隋炀帝之意,因而,至隋朝灭亡,"七庙"制度没有被付诸实施.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禘祫礼仪

唐至北宋时期太庙禘袷礼仪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汉魏以来太祖以上的毁庙之主不参与禘袷合食的成例在晚唐发生了改变,这些神主参与禘袷礼仪的程度不断加深;别庙皇后开始参与太庙的禘袷合食,暂居别庙的皇后神主从晚唐开始以祔于祖姑之下的形式合食太庙,到了北宋,还确立了长居别庙的皇后神主参加太庙合食的制度;北宋后期,朝廷取消了禘礼.这些变化说明:禘袷礼仪尊崇正统、体现名分的功能有所淡化,敬奉祖先、着眼本宗的考量不断凸显;汉魏礼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已经无法左右禘袷礼仪的调整.     

春秋宗庙祭祀以及庙与寝的区别

宗庙祭祀是春秋祖先崇拜的基本形式,分为常祀和临事而祀两类。常祀定期举行,有烝、尝、禘以及告月四种,或每月一次,或每年一次、数次,或在特定的日期。秋尝冬烝应是当时的祭礼,但没有得到严格遵守。禘有两种:时禘四时皆可,吉禘在“三年丧毕”之时举行。临事之祀是不定期的祭祀,随时随地因事而行,非常频繁。从用途看,春秋时期的庙与寝不同,庙专为祖先修建,寝是生人所居。从建筑形式看,二者没有造在一起,寝不是宗庙建筑中的一部分。传统所谓庙与寝相连,前庙后寝,皆为先祖而造之说,非周代的宗庙规制。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作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两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义府·冥通记》"道义"条辨误

梁代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是重要的道教文献.该书卷一云:"亲属道义,赍其上果,要往看之."清代黄生<义府·冥通记>:"道义,谓同事道法之义友."<汉语大词典>采用了黄氏之说.然以<中华道藏>及其它文献来看,"道义"无此义.在中古吴方言中,"友"和"义"读音相近,抄刻道藏经典的茅山道人受方音影响,把"道友"误写为"道义",黄生又对此"道义"牵强解释,<汉语大词典>则原封照抄.对<周氏冥通记>中"道义"一词的考辨,能为今后研究<义府>和修订<汉语大词典>提供一点参考.     

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

传世文献中,关于祭、祀、祷、祠、祭祀、祷祠等用语和礼法,都有明确规定。祭祀是正祭,为四时常祭;而祷祠则是"非常之祭",即散祭,是因事起祭的临时行为。祭祀的规格高于祷祠。祷是为了解除灾难,它在祠之前举行,而祠则在得偿所愿之后举行,是对祷的还愿之祭。楚简所见的宗教活动中,有固定的"祭祀"行为,而不仅仅只有"祷祠"。楚简中的"内斋"和"野斋",与儒家祭礼中的"致斋"和"散斋"可以对应。所以,将楚地出土的这类简牍命名为"卜筮祭祷简"比较合适。通过楚简、秦简和汉简中关于祭祀、祷祠的用词频率统计,可以分析出,秦人的"祠"就是礼制中的祭祀。此前学者将秦人的"祠"与"祭"对立起来,并由之引申出秦人重实用、重政治,楚人重巫鬼、重祭祀的结论,并无根据。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周代礼教思想与礼仪制度的系统把握

古代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礼仪"的完备其实是在周代完成的.周礼是兼顾天人、敬神化民的产物.周礼虽然承担着"敬神"的职责,但更多地扮演着"修身""齐家""治国"的角色,体现着"神道"向"人道"的转移.周代的礼教思想认为,"礼"者主"敬";作为维护宗法等级的规范,要求卑者尊贤而"义",尊者慈爱而"仁",进而实现"十顺";"礼"别异而"乐"统同,所以"礼""乐"相辅;"礼"是有节制地满足人欲的理性规范,所以"理""欲"相兼.在形成丰富深刻的礼教思想的同时,周代诞生了繁复齐备的礼仪制度.《仪礼》和《礼记》规定、阐释了周代礼制的纵向系统:"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周礼》描述、揭示了周礼的横向系统,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周代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无所不包的礼制之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顺鬼神,合人心,理万物"的根本保证.     

周代吴地诗歌散论

周代,吴地产生的最早的歌谣为清代沈德潜选入<古诗源>中的两首吴地诗歌<渔父歌>和<吴王夫差时童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春秋后期吴国产生的第一位文人创作的诗歌--吴申权仪<乞粮诗>.<乞粮诗>特点之一--句尾出现的语气助词"兮",比<楚辞>早了两百多年.可以说,吴申权仪的<乞粮诗>已最早体现了周代南方诗歌句尾多用语气助词"兮"的这一特点.<诗经>中歌颂周人先祖的庙堂乐歌,如<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大雅·绵>等,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吴地诗歌,但却与吴国王室先祖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     

吴之英《仪礼》学刍议

吴之英于《仪礼》的诠释多涉及名物、礼制,并重视阐发礼意,这与郑玄注《仪礼》精简的特点相一致。吴之英《仪礼奭固》也较为精炼,容易把握,同时他对郑玄达诂高见也多有吸纳。吴之英继承了宋以来经学家们治《仪礼》不株守成说的路子,他对《仪礼》篇目的解题或对经文的诠释可补郑《注》之疏漏。吴之英所绘制的《礼事图》和《礼器图》,将《仪礼》中复杂难明的名物礼制变得形象和直观。     

炎帝神农氏“七曜起于天关”的年代

关于炎帝的历法,宋·罗泌在<路史>中记载:"三朝具于摄提,七曜起于天关,所谓太初历也."这里,"三朝"指年月日;"撮提"即摄提格,是指地支中的寅,"七曜"为日月五星.这说明炎帝创制的<太初历>起始日那天.为寅年寅月寅日,日月五星会聚在一起,并且是从"天关"星开始.通过天文年代学的计算和分析,可以确定公元前4 951年3月28日为炎帝<太初历>的起始日.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柳毅传》原发生地考辨

唐传奇<柳毅传>故事原发生地有洞庭湖之说、太湖之说及虚构说等.从唐人的小说观及文本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地理知识、文化背景、物产及小说风格等进行考辨,证实:<柳毅传>故事中"洞庭"是指太湖,"湘滨"不一定就是"湘水之滨",因而传奇的原发地只可能是太湖地区,而不可能是湖湘洞庭.     

试论焦循对杜注的批判研究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经学研究特点鲜明,主张"以训诂明义理",提倡把经典内容的考据和义理思想的探究并重.他所著<春秋左氏传补疏>贯彻了这一研究思想.该书除了从考据学角度研究杜注内容之外,还在分析杜预的生平、仕途进退的基础之上,把魏晋之际的历史与<左传>的有关记载相比附,在义理方面对杜注进行了批判研究.从而把清儒对杜注的臧否推上了新的台阶.     

再论"宗统"与"君统"——以郑玄笺注为中心的考察

君统与宗统之关系,系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此争论颇大.分析东汉学者郑玄对<三礼>及<诗经>的笺注,并结合相关金文资料,证实两周时期天子、诸侯之臣属虽在名义上仍奉天子、诸侯为大宗,维系着"亲亲"的关系,但实际上更强调他们在宗法上的分离,突出"尊尊"的政治关系.     

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

司马光是宋代<中庸>诠释的儒家先行者之一,但其<中庸广义>一书佚失已久,学者鲜能了解到其具体的诠释思想与理论特色.笔者根据卫涅的<礼记集说>中所辑出的若干材料,与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的相关材料相结合,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来具体讨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诠释.从后来成为主流之道学的学术范式看.司马光对"性"与"诚"的论述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从另一方面看,司马光提出的诸多问题,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都成为了后来道学的核心语汇.因而,不论是义理上还是经术上,司马光一方面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虽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但又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     

论清代祭典制度

清朝定鼎中原后大量吸收中原传统的祭祀文化,并且保留了满族固有的祭祀特点,使其形成一整套祭祀制度。其中的大祭、中祭、群祭,包括:祭天地,祈谷,雩祭,祭太庙,祭社稷,祭孔子,祭天神,地祇,太岁,祭日月,祭历代帝王,祭先农,祭先蚕,祭关帝,祭文昌帝君,祭先医、贤良、昭忠等。堂子祭天包括:元旦拜天礼,出征凯旋拜天礼,月祭拜天礼,立杆大祭礼,浴佛祭天礼,马祭等。祭祖陵是清朝礼制中的重要内容。家祭包括:皇帝家祭,亲王世子、郡王家祭,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品官家祭,庶士家祭,庶人家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