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对话性与诗学问题——巴赫金话语理论研究之二

话语具有对话性是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核心思想。对话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话语在称述自己的对象的时候，会与他人话语产生对话；其次，话语的对话性体现在话语的说出总是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以获得应答与对话为目的。根据话语对话性在形式结构形态上的呈现与否，巴赫金将文体作了小说与诗歌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们以话语作为存在方式，且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     

在心灵对话中寻求突破与超越——论北村小说的对话艺术

本文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研究和探讨北村小说的叙事艺术,分析和阐发北村小说中“作者与自我”、“虚幻与现实”、“人性与神性”三种主要对话模式的具体表现,力图探讨促使北村寻求对话试图突破自我、现实和形式束缚的三种状态,并揭示对话性在北村及先锋文学创作中的超越性意义。     

对话性流变述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话性影响深远,其流变主要历经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外显性对话,康德、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思想对话和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对话共三个主要阶段。流变中的对话性,对于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震撼力,也为21世纪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论丁玲早期小说叙事结构的对话性

“对话性”是巴赫金首先提出来的。它的范畴比较广泛,既包括本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关系,也包括了人物与作、人物与读、人物与自我及作与读的对话关系。“对话性”体现在本的叙事结构、叙事体态等诸多方面。本试从对丁玲早期小说本中人物与人物,特别是人物与自我的关系的分析入手,揭示其笔下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疏离与隔膜,人物与自我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人物表层的意识与深层的潜意识的差异与磨擦以及由此而体现在小说本叙事结构上的对话性特征。     

“对话的泛音”与狂欢的双重性——巴赫金两大诗学范畴的内在一致性初探

巴赫金关于狂欢的阐述强调其双重性意义,关于对话的阐述则强调"对话的泛音",文章认为,狂欢广场上不绝于耳的喧嚣实际上也就是话语间无所不在的对话的泛音.双重性以对话性的形式显现,对话性表达着双重性.两者都是以话语的交流构建的存在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对话性的流变 —从苏格拉底到巴赫金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话性影响深远,其流变历经五阶段：第一阶段指“苏格拉底对话”——通过对话探寻真理,这是一种辩证法对话。第二阶段是“梅尼普讽刺”,它以喜剧手法戏拟现实,“非圣无法”、“疾虚妄”,是一种文学性对话,也是对辩证法的变异运用。辩证法的内在思想对话构成对话性流变的第三阶段,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其代表。第四阶段涉及新型对话关系问题的提出。布伯论述了对话的“我——你”关系问题,将对话性的研究提升至新水平。第五阶段始于20世纪初,巴赫金视“对话”为一种语言哲学方法,认为对话无处不在,并指出开放式的“复调对话”是对话的最高形式,从而全新地发展了对话性。     

简·奥斯汀小说中的道德对话

简·奥斯汀的小说以道德教化知名。与庸俗说教不同,作家巧妙地运用了文本的对话性这一叙述策略向读者传递道德训诫。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性依存的前提为差异性、社会性和未完成性。奥斯汀小说中的道德培育也具备这三个特点,可见道德建构就是依托于文本的对话性来实现的,使读者在认同文本叙述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小说中所蕴含的道德寓意。     

劳伦斯诗歌《蛇》中的对话性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蛇》是一首叙事性抒情诗,其序列性和事件性较强,表现出明显的叙事性,诗中的对话性也随之凸显。基于此,文章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该叙事中的对话性的分析,充分呈现诗中多元对话的世界。诗中明显的对话现象构成本诗的外在对话性,叙述者在叙述其言说对象时与他人话语的对话则构成本诗的内在对话性,该对话性与马丁·布伯"我与你"范畴的对话主义主体间性理论不谋而合,揭示诗人劳伦斯对人类与自然主体间性的哲思,致力于建立人与自然"对话"的世界。     

以巴赫金对话理论为视角解读莫言2012年诺贝尔奖致辞的魅力

对话理论作为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内容,始终是一种关于人的主体建构的哲学理论,而且是他人本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考究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奖致辞,这种看似独白式的演讲却体现出深刻的对话性。文章从巴赫金对话理论思想出发,对其致辞中的对话性进行分析,解读贯穿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从而揭示这一致辞所蕴含的独特的魅力。     

巴赫金对话理论视野下的林纾翻译解读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也为人们理解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翻译的多重对话性。本文从对话理论角度,详细阐述了林纾在翻译过程中,与合译者、作者/原文、读者及时代语境的对话关系。这也证明,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本为主题、以文化语境为背景的一场对话。     

口述自传文体辨析

传统自传中存在着对话的因素。口述自传与传统自传的最大区别在于由采访者的介入带来的真实对话。口述史的采访者基于访寻史实的动机发起、引导、控制着口述访谈。讲述者的讲述多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较少涉及到与自己人格形成、发展相关的解释性因素。口述自传假人物自传之名,行搜集资料之实。     

略论胡适的自传理论及其实践

胡适是我国现代自传理论的开拓者,在他的倡导下,自传风气逐渐形成,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一个高峰期。他认为中国古代自传不发达事出有因,认为自传可以"为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同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论日本“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

在关于日本“私”小说的诸多定义中,大都涉及到了作家的自传或具有自传性的特征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私”小说与西方自传存在着文体上的根本差异。“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也只能说是通过作者构成“私”小说作品的一部分,从而在读者与作者和作品之间建立起阅读的契约性关系,在整体上巧妙地发挥了日本独特的文艺特色。     

自传、性别与历史：对凌叔华《古韵》的解读

凌叔华于抗战期间在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鼓励下开始创作英文自传《古韵》（Ancient Melodies），在同样战争的背景下，许多女作家也同样自觉地选择自传写作，表现了她们对于现代性和战争的反思。本文以凌叔华的《古韵》为中心，通过比较郭沫若、萧红等人的自传作品，以自传中的“自我”概念为切入口，试图阐释战争背景下的女作家的自传写作的重要意义。     

“他者”观照下的超越——郁达夫自叙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对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自叙体小说"的创作。郁达夫受到"私小说"的影响,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又使得他超越私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郁达夫与"私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阐释,为郁达夫研究提供一个向度。     

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特征的建构——以《浮生六记》4种英译本为例

以《浮生六记》4种英译本的副文本为语料,旨在挖掘并阐释英译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的构建价值,主要包括重构历史文化语境,促进跨场域情感共鸣,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等方面。英译副文本研究既有益于拓宽翻译理论的阐释空间,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操控和制约《浮生六记》翻译过程的各种因素,挖掘翻译文本内外的文化内涵和诗学价值。     

对话本身就是意义

对话存在于主体间的相互关联中,体现出关联性,它是与“独白”相对的。“独白”的特点是自我中心主义,是排斥他者的逻辑,正确理解对话,关键就在于妥善地处理好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对话并非为了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寻求“一致性”,相反,对话是为了“差异”和“谅解”。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讲,对话乃是一切存在的前提,是任何具体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基本条件。易言之,对话绝非理由和动机,更不是手段和目的,对话本身就是意义。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回归自然——《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之生态批评解读

《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是马克·吐温凭着年轻时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领航的经历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是美国乡土文学的先驱。"回归自然"是生态批评中的一个新兴理论,是以文学的审美功用来促进实现人的内部自然的回归,用该理论可以解析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和共存,探讨作家对大自然的生态关怀和思考以及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关注和热爱,从而发现,回归自然的根本是人的内心回归到原本纯洁、健康、宁静的"内部自然"。     

“跨有荆益”与“天下有变”———论《隆中对》的战略及其实施简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的发展提出了两层战略：一层是前期战略,旨在夺取荆州,进而入蜀,跨有荆益;另一层是后期战略,包括宛洛、秦川二策。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前期战略因为孙权对荆州的战略意图而困难重重,“跨有荆益”之策因为刘备的割据心态、关羽的莽撞和诸葛亮的人微言轻而失败;另一方面,后期战略的触发,依赖于“天下有变”这一条件。诸葛亮“天下有变”所指应为曹操势力内部士人群体发生的叛乱,而其根据并不充分,后来也未被诸葛亮坚持,加上诸葛亮晚年性格的巨大变化,使得《隆中对》的后期战略从条件到精神都无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