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突破

社区垃圾分类对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意义重大,但我国城市社区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本文将垃圾分类看作“自上而下”实行的一套制度,借助制度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影响垃圾分类效果的外部因素。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社区异质性和人口流动性引致的人口结构困境、“政府-物业”关系及其博弈形成的实施主体困境、自觉投放与实名监督效果差异引发的监督成本困境、年龄组居民环境行为差异为表征的环境“认知-行为”脱节困境共同构成了社区垃圾分类的结构性困境。     

消费者有机果蔬购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京市居民的调查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食品安全及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有机果蔬的产品质量安全越来越引起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以有机果蔬为例,通过对南京市居民的调查,了解城市居民对有机果蔬的认知程度与居民对有机市场的信任程度,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验证影响南京市居民有机果蔬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南京市居民的年龄、家庭月收入、对有机果蔬的认知程度和对市场的信任程度对居民的购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南京市居民的购买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     

垃圾分类何时走入千家万户

在北京的一些居民区、旅游区以及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设有分类垃圾箱,但大都形同虚设。据当地的居民反映,他们虽然按规范将垃圾分类丢进垃圾箱,但由于小区管理不善,垃圾箱常常被游散的废品回收人员翻得乱七八糟。还有的居民告诉记者,尽管他们将生活垃圾分了类,但环卫人员却全部将其混装,这又影响了居民分类投放的积极性。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而目前垃圾分类面临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北京有1/3的小区坚持进行垃圾分类据了解,从2002年以来,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验收的垃圾分类小区达61家,有1/3的小区坚持进行垃圾分类。以宣…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认知实证研究

采用武汉市消费者抽样调查所获取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的认知现状,并利用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于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上持中立态度,而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涉及生物科技职业、对GMF了解程度、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对GMF食品标签关注度以及对GMF信任度等因素都对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垃圾分类，从“实名制”开始

今年2月,杭州市城管办进行了一次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调查,在对1686名市民的调查问卷中,99％的市民认为垃圾分类有利于改善杭州城市环境;97．82％的市民赞成实施垃圾分类。市城管办根据民意,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房垃圾、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四大类,并针对不同的垃圾分类方式,专门设计了四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今年3月,杭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正式启动。湖滨街道从垃圾分类现状、垃圾分类难点等问题着手。结合居民日常生活实际,探索出以户为单位的“实名制”垃圾分类模式,并在涌金门社区染坊弄小区和青年路小区见仁里实行了首批试点。     

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问题

生活垃圾快速增长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垃圾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营封场,一直伴随着有关邻避现象和环境正义的争论。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相关议题从末端设施影响拓展至居民源头分类,各环节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成为学界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辨析了环境正义的内涵,剖析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在垃圾管理各环节和各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视角探讨生活垃圾管理的全过程,对其中各环节及关键因素进行识别,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过程中的环境正义影响因素由多维度确定,各因素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作用由环节、相关方、空间尺度等定义;相关环境正义概念应由传统邻避设施引发的环境风险分配延伸至源头分类、次级分拣和末端处置等垃圾管理的全过程;由关注政府和社会公众间的权责争议拓展至居民、物业、居委会和政府间环境义务配置及环境权利让渡的综合调控。研究以环境正义概念为基础构建的垃圾管理全过程视角,可为剖析环境权利、环境义务与垃圾管理各环节中不同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提供参考。     

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阶层认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

“知”与“行”存在巨大鸿沟,探究社会心理学因素是如何影响垃圾分类行为成为重要问题。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阶层认同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检验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阶层认同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同时通过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体现出中介效应;环境价值观不仅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并通过环境行为控制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提升公众的绿色消费理念、培育节约环保习惯,可以增强环境责任意识,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通过树立典型模范人物,增强阶层认同感,提升对环境满意度,为培育公众垃圾分类的自觉、自愿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形成与社会情境息息相关,社会情境在引导和塑造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鉴S-O-R理论,以感知价值为中介变量,建立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基于所采集的南昌市309份有效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政策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规范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分别在政府政策和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问题研究——对日本城市垃圾分类经验的借鉴

中国城市的生活垃圾总量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而目前城市垃圾处理采用的主要方式仍是露天堆放和卫生填埋,这必然要带来垃圾污染、资源浪费和垃圾处理场地紧张等问题.垃圾分类回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出路.中国的垃圾分类回收难以实施的症结主要表现在观念滞后、理论研究缺乏和政府的工作力度不够.日本具有很好的城市垃圾分类回收的经验,即国家政府重视、地方政府统计数据完备、有切实可行的削减目标以及对居民进行系统而细致的教育等,很值得借鉴.     

北京市居民参与市民农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民农园是都市农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以体验农业为主要形式。掌握市民的参与意愿是推动市民农园发展的基础。依据2012年8—10月对872名北京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采用二元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北京市居民参与市民农园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认知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收入、职业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应运用各种适宜的宣传形式提高市民农园认知度,并针对特定人群开展特色营销提高市民参与意愿。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基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调查,分析了生活垃圾对自然资源、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困境主要在于村民环保意识偏低,现行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村卫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垃圾围村"的严峻现实,指出:为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制度优势,进而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发挥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作用、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法律对策建议。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中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对居民缴费意愿的分析

微观主体的缴费意愿对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调研数据，对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order probit模型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居民收入水平和环保宣传力度对缴费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地区性因素和居民个体特征因素对缴费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了改革收费制度、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等政策建议。     

农村垃圾治理研究-以武陵山区S县L乡为例

农村垃圾是村民以及其他人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倾倒在农村社区公共场地的综合废弃物.农村垃圾对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生活、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调查认为,村民对垃圾的危害认识不清,对垃圾处理方法的选择缺乏科学性,但对垃圾收费管理比较支持.造成农村垃圾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社区缺乏阻止村民或其他人在农村社区公共场地倾倒垃圾的自律和他律机制.因此,须采取利用先进物质技术、建立垃圾管理体制、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垃圾堆放收费制度等措施才能有望治理好农村垃圾问题.     

当代农村两性政治参与之调查比较

从政治认知水平、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对江苏农村两性的参政现状调查显示,政治认知水平低下,民主参与意识缺失,乡村政治生活中行动迟缓、消极被动,至今在农民群体中仍是普遍现象。较之于男性村民,女性村民在政治认知、意识及行动方面的公民能力更为欠缺。分析表明,乡村政治思想观念变革的迟缓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非常态化,及传统治理方式的延续导致的村庄自治组织、制度发展的滞后成为两性村民参政不足的主要原因,而排斥女性的男权政治文化场域又是导致女性村民公民能力更为欠缺的直接原因。改变现状必然要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才能切实提高乡村两性村民参政的广度与深度,保证二者参政的平等、有序。     

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财富、社会保障支出对当期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当期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防护行为的影响——基于KAP理论模式

大气污染特别是严重的雾霾天气频发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探讨,政府将解决雾霾问题作为环境治理的突破口,然而公众在协同参与治理及个人防护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甚至无所作为。基于KAP理论模式,采用问卷随访调查和回归检验方法,从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以及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等方面展开分析。结果发现: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会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且雾霾认知存在直接影响。其中,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均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雾霾成因认知却无明显影响。因此,应加强宣传,强化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引导民众树立健康保护意识与环境友好态度,促进公众对雾霾成因的了解,积极参与雾霾的协同治理。     

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卓越联盟”九所高校的调查分析

从当前社会背景出发,实证研究了自我认知、政策支持、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与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自我认知、政策支持、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等因素,均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     

国外垃圾回收利用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容,垃圾数量随之逐年增多。垃圾的回收处理与再利用．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在指出我国垃圾回收利用与发达国家具有差距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国外垃圾回收利用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