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燕乐”的不同系统与词的起源

词的产生受"隋唐燕乐"的影响,研究词起源不得不对"隋唐燕乐"进行考察.词的起源与词体的正式确立应视为两个概念.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应主要关注词如何由音乐生成;词体的正式则为文体学的问题,重点在于区别词是如何独立成为一种文体.有唐一代并无"隋唐燕乐"的概念,是后人为了称谓及研究的方便而提出的."隋唐燕乐"包罗万象,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宫廷音乐系统,一为民间音乐系统.二者各自对词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词体雏形孕育于民间,词起源的时间,其上限只能是初唐,下限只能是盛唐,词体的正式成立在中晚唐.     

论唐代乐人对词体发生演变的作用

词本是专为演唱而写的配乐之辞,其先天特性决定了它的产生、发展、传播都与载体——乐人密切相关.唐代梨园等宫廷法曲机构的乐人、宫廷女乐在词兴起时就直接参与,促进了词早期的发生、发展;在安史之乱后,他们大部散人民间直接将词乐和歌词流播四方.官府乐人的演唱实践对词的发展、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使其对市井民间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市井乐人的交际活动比较而言更自由随性,对词的发生发展产生了与官府乐人互补的作用.     

汉代礼仪用乐探析

汉代礼仪用乐包括仪仗用乐、皇帝和皇后即位仪式用乐、丧葬用乐、养老礼和射礼用乐、遣卫士用乐。仪仗用乐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异域音乐在中原的传播，养老礼和射礼用乐体现了先秦古礼和古乐对汉代礼乐的影响。此外，黄门鼓吹可以使用在仪式开始或者仪式结束环节，起到标志作用。宫廷礼仪中出现黄门鼓吹是黄门鼓吹署出现的重要原因。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是其退出主流声乐艺术舞台的根本原因     

明中期词家对词体衰微原因的反思

明代中期,随着词学的复苏,明人开始对词体创作萎缩的状况进行反思并探究其原因。他们认为,政治思想与文化政策制约了词体的创作;词乐、词谱的亡佚使词体创作无所依凭;音乐的变化、戏曲的勃兴也是词体创作走向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反思与探究在词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清代词学全面繁荣的序幕在此已经悄然拉开。     

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在全面考察唐代太乐令、太乐丞的任职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唐太乐令和太乐丞均必须由精通音乐者充任.岸边成雄以为任太乐令不必通晓音律之说与史实不合.太乐令的职责是亲自参与朝廷的各种音乐活动,并负有管理乐籍、管理校定乐器、整理歌词之责.     

《论语》“乐”音义释

本文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中“乐”字出现次数的统计，以及“乐”字音义的爬梳，分析“乐”的最初读音为yào，乐（音乐yuè）乐（快乐抡）的读音是后起的；又据甲骨文字字形、相关相近字形分析以及古文献资料推测“乐”的本义是“五觳生长”，而“快乐”、“音乐”、“乐器”等为其引申义；对《论语》中“乐”字语义分别作了重新解释。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隋唐雅颂乐的变迁

历代朝廷的雅颂审美情趣反映其礼乐追求，标志各时代政治文化特色。隋唐间音乐大融合，音乐吕律、音阶、声调等发生很大变化。雅颂乐声色追求浑融宏壮、追求清美闲雅，两者交替并立，对初唐昂扬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起孕育作用，也孕育了初唐诗文革新的创作倾向。     

宋词调与宫调

本文首次对《全宋词》《白石道人歌曲集》《清真集》《碧鸡漫志》等文献中关于词调和宫调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律词与"宫调"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宫调"对于词调词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词调并没有、也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称律词是"以诗从乐的‘音乐文学’"说者所声言的每个词调"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作词者"依声填辞"是"依各词调具有的‘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填入文辞"是绝对没有的事,也根本不能有的事。     

试论欧阳修词与诗之关系

宋词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宋诗的影响和支持,这一点最早可以从欧阳修的词中看出。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诗词兼擅的大词人,他的词和他的诗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二者在主体形象和理性精神的突出方面表现出深刻的联系,颇能说明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宋诗的影响。     

谢章铤论析南北宋之争

南北宋之争是明末至晚清词学史上的热点论题。谢章铤洞悉南北宋之争的由来和变化,通过揭示朱彝尊尚南宋之论的目的等,充分肯定了浙西词派提倡南宋词的历史意义,同时从三个方面对浙西词派后期偏尚南宋词弊病进行了批评。谢氏还从体式、语言、题材、风格等方面对南北宋词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诗词融通成宋调之异响——对秦观诗的再评价

秦观以词名垂显于世 ,其词与诗的融通在历史上早有评价。秦观从意象、构图、意境三个方面援词入诗 ,借鉴词的艺术手法 ,使自己的诗在形象性、抒情性、艺术感染力方面特立独出 ,避免了宋诗由尚理好发议论带来的生涩枯淡的弊端 ,迥异于宋诗的整体风貌。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头白遗民不胜悲，日暮伤心作殿军——论张炎词的艺术特色

张炎是宋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词人.他转益多师,集婉约词风之大成,又吸收了豪放词风的劲健,成为宋词三百年发展的殿军.其词的艺术特色为字锻句炼、风流疏快;格调高雅、深婉蕴藉;清空峭拔、气象壮阔.张炎继姜夔之后,标举清空,为词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丰富了诗词苑囿,对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苏轼并非音律家的探究

苏轼词是否和音律这一问题,学界争论由来已久,各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苏轼只是略懂音律,也有人说苏轼精通音律,是音律家。各家对于音律的理解都存在着分歧,在格律方面苏轼作词显然符合要求,但从音律方面来讲,苏轼的词有很多不和音律的现象,不能说苏轼是音律家。     

敲金戛玉,嚼雪盥花——论周密词之特色

周密是宋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词人。其青年时期的诗词著作,多写风雅闲情、湖山胜景、诗酒流连的生活。南宋灭亡之后,周密常用诗词来表现故国之思和故土之恋。其词的艺术特色是广益多师、风格多元;用字精审、构思精巧;清丽骚雅、审音协律;含蓄蕴藉、情寄深远。周密的词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丰富了诗词苑囿,为词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