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

在具体的礼典仪式中,无论是礼器,还是礼的仪节,都有一定数的规定,它是构成践礼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单方面强调礼数的优先性,或礼意的重要性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与礼的数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礼数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礼的完成。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相符、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     

《礼记》的元话语论析

"中"、"和"、"诚"、"时"作为"正心"的内位标准和行为指数体现为儒家具体的元话语形式,为现实的伦理行为提供指导依据,促使君子主体能够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化伦理关系境域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份交际体验变化保持一种恰当的伦理交际状态.儒家的基本话语以仪节为主要表征,实际上就是<礼记>繁杂的礼仪系统中按照一定元话语规则制定的礼仪语法体系.     

儒家伦理道德重建与《三国演义》

明朝统治者和士人认为元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滑坡与沉沦。明初政治文化的使命就是儒学精神的重建,这也是三国故事二度创作的契机。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元末明初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研究

元明交替之时正是朝鲜半岛高丽向朝鲜王朝过渡之际。此间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民,体现了中朝双方的利益之争与封贡关系的重构。移民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元朝—高丽封贡体制时期,元朝—高丽封贡体制破坏、元明交替时期,明朝—朝鲜封贡体制时期。每一时期移民的原因、类型、进程都极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影响。红巾军进入朝鲜半岛在客观上削弱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女真族部落进入高丽,最终促使李成桂势力崛起与朝鲜王朝建立;移民促进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朝对蒙政策述论

元朝帝室北迁之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在近三个世纪的对峙时期，明朝与”北元”的和战关系不断，经济文化交往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着．明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对蒙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蒙汉两族的友好关系，同时从长远的观点看也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从元末社会统治秩序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与实践

元朝末年,党派斗争激烈,帝位之争残酷,贪官污吏恣意妄为,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终使腐朽的元朝统治政权溃亡.继之而起的朱元璋,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明朝.为使明朝长治久安,免蹈元末覆辙,朱元璋采取重典治吏的新举措,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重刑来控御刚刚建立的明朝.     

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

从本质上讲,历代中国祭祀孔子,都是以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对待的,文庙祭祀礼仪当然首先在于尊崇孔子,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祭祀孔子儒家,就应当正确领会和把握孔子儒学的思想核心。孔子认为,每个朝代的礼制都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怀与和谐,君臣父子上下等的礼法纲常绝不会变。孔庙释奠礼仪作为传统社会的重要礼制。自形成之日以来,也有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今日思考与确定孔庙释奠礼仪,应当保持传统祭祀仪典内涵,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     

元明时期树木保护法令初探

着重梳理元明史料中对树木保护的政府法令与有关记载，并与前代有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在基本肯定元明两朝总体继承了中国传统树木保护法令体系的基础上，剖析出元明在此问题上展现出的不同一面。元代对农业树木的保护更加重视，颁布了大量有关法令。而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内亚草原文化的生态主义色彩。而承袭蒙元帝国政治遗产的明朝，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缘位置，在颁布帝陵和北方边防林木保护法令的问题上更为重视。而这些元明两代树木保护法令上的不同面貌也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由明代绘画中的“树木护栏”图样，我们也能直观地看到这一时代树木保护法令的具体执行情况。最终从树木保护的角度来阐释元明时代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发展两个层面的继承和变革。     

“文化惯性”与“雅俗冲突”：论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重建

元代地方儒学的释奠仪式上曾出现“礼乐坏缺”,“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雅俗冲突”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儒士的不满。延祐五年（1318）在一位江西官员的倡导下,礼部开始诏令全国各地宣圣庙置办雅乐。此诏令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对化解“雅俗冲突”、恢复释奠雅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官员和儒士从维护儒家礼乐的完备性出发,自觉开展雅乐重建活动。在元朝官方并未强制推行儒学雅乐的环境下,地方儒学雅乐的星火重建,是儒家礼乐观“文化惯性”的体现,也是儒士自我认同的曲折反映。     

礼与陌异性——回应赵汀阳论儒家无能于面对陌生人问题的批评意见

儒家无能于面对陌生人的批评意见有两个要点:一是批评儒家对内太亲,搞无原则的蛮昧血亲原则;二是批评儒家对外太陌生,搞内外有别,缺乏人道主义博爱。但经仔细分析表明,这种批评意见并无依据。实际上一方面,儒家亲亲礼仪的要点恰恰不是鼓励私情狎爱,而是甚至在亲情关系中都要植入陌异性,驯服欲望,培养公德,为任何可能的政治关系准备伦理基础;另一方面,在面对陌生人的礼仪中,如其所是地把陌生人当作陌生人,敢于直面现代政治中正确意见所无力承受的人世不完美性。当然,正如孟子的落井儿童的例子所示,把陌生人当陌生人并不意味着不把他当人。对于陌生人既保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普遍心性,又不妄求消除差别和陌异性的现代人道主义博爱,这便是儒家在面对陌生人问题上的礼学义理。     

从丧礼之“踊”看儒家礼仪的身心修炼

学界以往对儒家礼仪的研究,偏重于政治社会性的意义,但礼仪实践同时具有个人身心修炼的维度。在儒家礼仪中,丧礼承载了儒家“慎终追远”的理念而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其中的踊礼又最能体现丧礼“哀死亡”的性质,因而在礼仪的身心修炼中具有代表性。“踊”作为一种身体动作,是哀情的直接表达,踊礼则在丧礼开展的特定时段施行,将哀情调节到“无过无不及”的范围内,并具有发明孝子“本心”的意味。较为特殊的“奠时之踊”更能营造宗教氛围,进一步实现了哀情的道德性升华。踊礼与丧礼作为儒家礼仪的一部分,贯穿着儒家的基本观念,而其严格性与复杂性更能体现充满考验的“修炼”性质。丧礼中展现的儒家身体因被赋予了父母“遗体”的伦理性意涵,能够挺立为价值主体,因而不同于西方“修身”传统中身体的工具性意义,这一点构成了儒家礼仪修炼之为“身心修炼”而非“精神修炼”的本质性特征。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元明时期的海运与海禁

为了解决南粮北调问题,元明时期开辟了海上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海运。海运对沿海城市发展及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两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与天津就是在海运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海运还促使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和航海技术、造船业的进步。元明时期的海运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元朝是新兴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有较强的冒险精神,其时,西方殖民主义者还没有向海外扩张。除了暴风雨雪等自然灾害外,中国沿海地区相对比较安全,这就在客观上为元朝海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朝中叶因沿海地区倭寇入侵,故而罢废市舶司,在对外贸易上加大限制力度。一度曾下令"片帆不得入海"。实行海禁的结果,助长了日益猖獗的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侵扰。元朝及明初生气勃勃的海运事业,到明末已销声匿迹,中国在中西科技交融及近代社会转型变迁之际,坐失发展良机,使后人不禁为之叹息!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关系、行为及其过程判断

作为一种完整的价值形态,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对维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表现为积极与消极、时效与缺陷、理想与困境的两面效用,可以说整个封建统治政治秩序的发展、解体过程就是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落实、崩溃过程,而这与儒家在政治设计中关于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运行过程合理性考虑的欠缺是分不开的。     

朝鲜高丽朝祀孔制研究

朝鲜高丽朝（918—1392）是朝鲜半岛第二个统一王朝,其在儒学与礼治政治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下,移植中国制度实行了祭孔释奠礼,此为朝鲜半岛祀孔之始。高丽朝祀孔制影响了朝鲜半岛教育观念与形制的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儒家化转型。     

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政要人物推动下,在《礼制草案》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慨然行道:许衡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

作为元代最具影响力的理学家,许衡思想的特点在于弘扬了理学中固有的务实和入世成分,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士志于道"的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慨然行道,积极投身于元初的政治实践.许衡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紧密结合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总结出了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必行"汉法"的规律,向忽必烈提出了以"汉法"为核心的"立国规模",指出了蒙古统治者在据有中原以后所应当采取的正确的治国方略,深刻地影响了元初的政治走向;二是开元朝国学之先河,奠定了元朝国学的教育制度,为元朝统治者培养了一批以儒家思想武装头脑的高级统治人才,促进了理学的传播;三是领导并参与了元初修治新历这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活动,对<授时历>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