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宣传略说

城管宣传是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进行管理执法的有效手段。通过宣传,能够增强城管执法工作的效能,更好地让管理相对人理解和支持城管工作,促进管理和执法工作的顺利完成。充分认识城管宣传的重要意义,并对城管宣传进行准确的定位,有效把握城管宣传的手段和方法,积极发挥城管宣传的作用,对我们所从事的城管执法工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就此作一略说。一、城管宣传的地位、作用城管工作的内容十分广泛,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和定位,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城管宣传在城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1、城管宣传是开展…     

深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若干问题思考

城管综合执法直接面对的是繁杂的城市管理中的直接矛盾和问题，承担的是政府执法职能中最艰难的部分，是社会矛盾的综合聚焦点，也是社会关注度颇高的敏感行业，针对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路径和创新城管执法理念。     

以权力规制为核心的城管和谐执法路径选择——基于城管队员与警察效用函数的对比分析

城市管理和谐执法的预期在于使"城管执法"这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产物成为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行政服务产品,而城管队员的效用函数通过制约城管队员的行为选择间接影响城管执法的制度功效。文章运用法经济学效用函数模型,对比城管队员与警察的效用函数,分析金钱收入、休闲、众望、威望、声誉、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概率等变量对二者行为模式的影响,找出制约城管队员效用函数的制度困境,希望能从一个新视角探讨城管和谐执法的实现路径。     

论城管执法权来源的非法性

城管执法权来源，亦指城管行使执法权的依据。城管执法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指城管执法权依据是否有效。如果城管执法权依据没有依据或依据无效，则城管执法权来源具有非法性；否则，具有合法性。城管执法伴随着创建文明城市而逐步发展起来。它一方面为提升城市形象、维护城市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也经常因“城管打人”等负面新闻而招致批评。近年来，城管执法制度的是是非非，致使社会对城管执法权来源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为此，笔者考查城管执法权来源现状，从城管执法职权的类型角度，以行政法基本原理论证城管执法权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同时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的立法建议，以保障城市有序发展，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路径选择

城管部门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形成的,有其存在的理据和历史贡献,也有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问题。其问题表现为城管执法权力受限,执法依据和手段不足,管理范围广,任务重,机构性质和公务员身份模糊,经济地位、福利、工作条件、队伍建设没有保障。而地方政府给城管设定的城市管理目标与公民生存目标存在太大的差距。城管执法时面临秩序与生活两种需求的矛盾,执法当中极易触发暴力倾向。必须正视城管执法体制存在的尖锐矛盾,尽快明确某个中央部委承担城市治理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等职能,这是城管体制改革的要务。要树立大城管理念和共同治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理念,形成城管部门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更大合力,创建一条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政民合作、民主行政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路径。     

城市治理中的“软法”逻辑：摊贩的 利益组织化与协商治理

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冲突频发的事实不仅对城市治理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城管治理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城市治理中的暴力表征、内在对抗以及被扭曲的市场理性等,均表明流动摊贩的治理已经走入陷阱。摊贩经济具有自然和历史的合理性,其问题又兼具敏感性和矛盾性等复杂特点,重新认识摊贩有关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意义非常必要。与城管所采用的制裁威胁等“硬工具”不同,成立摊贩组织实现摊贩利益的组织化,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性治理,是城市治理的软法。政府、城管与摊贩组织之间,组织与其内部成员之间应加强各种直接或间接形式的交互活动,将有利于多元治理主体“共治”的实践,推动治理创新向主要依赖水平化、混合化、关联化和合作化形式的转变。     

城管之痛令人思量

我刊曾在去年报导过北京市城管干部李志强被杀一案,距今已有5个月。自崔英杰得知自己挥下一刀居然夺去了“城管”李志强的生命起,这注定是煎熬般的一段等待。5个月来,他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随时而至的死刑判决。崔英杰案判决在即之时,学界呼吁慎用死刑     

法律如何被遵守：由城管执法监督失效引发的思考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督的失效是法律制度未被遵守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为城管暴力执法的持续发生。城管执法的先天不足、对城管执法监督机制的不畅以及行政责任追究制被虚置则是城管执法监督失效的直接根源。若使城管执法监督机制行之有效,必须规范统一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加强城管执法的内部治理、健全并落实城管执法的责任机制。     

80后城管写城管

2011年12月,一本《城管来了》的新书走红了,其作者——一位80后城管帅小伙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大学毕业考入公务员队伍,1.84米的个头,语言风趣带着老北京地道的"臭贫",三年半城管工作经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人?面对大家对城管的口诛笔伐,他有什么话要说?     

“城管”媒介形象的建构、污名化成因与重构路径

本文基于框架理论,通过对20家代表性报纸2000年至2013年涉及城管的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发现城管最为突出的媒介形象是"暴力执法者",媒介在城管污名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失范,城管遭受了污名化。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客观事实、刻板印象、原型沉淀效应与主体话语权缺失;商业运作规律下媒体的负面新闻偏好;新闻生产中"标签化"的操作模式。而重申新闻专业主义,坚持"城管"新闻的客观性;遵循新闻伦理规范,改善"城管"新闻报道的平衡性;超越个案、挖掘深度,增强"城管"新闻报道的宏观性,则成为重构城管媒介形象的可尝试路径。     

城管商贩互跪,最贵“平等”心

山东济南城管队员在执法时,一位抱着一个三四岁孩子的女商贩给城管队员下跪,城管队员杨珂见状也向女商贩跪下。事后杨珂称,下跪是为了与对方＂平等对话＂,也怕对孩子心理产生不良影响。     

从广州大学城流动商贩管理看城管行政执法

城管行政执法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城管对流动商贩的管理更是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流动商贩需以低成本的方式谋生,因而对城管执法有抵触情绪;城管依法履行其监管职责,但由于执法方式多失于简单粗暴,而导致各类矛盾冲突。文章以广州大学城为研究对象,对为期1年的调查访问获取的数据与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针对大学城流动商贩管理中存在的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提高城市管理监察队伍自身素质若干问题探讨

对提高城管监察队伍自身素质的必要性、意义进行了分析 ,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城管监察队伍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并就如何提高城管监察队伍的自身素质提出了若干措施     

城管执法:不能脱离国情

伴随着今年8月11日发生的北京市首位城管队员因公殉职事件,城管和小商贩的暴力冲突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中国城管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的权力来自哪里?这支队伍和小摊贩的冲突为何不断升级     

网络热议大事件

城管执法时与小贩互跪 近日,一条“济南城管下跪劝商贩”的微博引起市民关注,还配有视频。5日,记者联系到了下跪的城管人员,对方表示,小贩给自己下跪,自己承受不起,只能下跪还礼。 “5月1日晚上7点半左右,在济南大明湖东门,城管对占道经营的商贩进行清理。当城管要对一位年轻女商贩的经营物品进行扣留时,双方争执起来。争执中女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见状,城管人员也向女商贩跪了下去。”     

“城管来了”与“狼来了”

5月15日,北京通州一城管与摆摊女子发生冲突。据目击者称,在冲突中摆摊女子的9岁女儿看到妈妈被撸住脖子后拖倒在地,哭着对城管说：“叔叔,求你别掐死我妈妈。”之后,小女孩在冲突中受伤并吐血,目击者称女孩是“被城管打了头”,城管表示可能是“意外受伤”。（据5月20日《京华时报》）     

城管理事会：让居民为城市管理做点事

城管理事会办公室给理事们排出了值班表,理事们每次轮到值班都会来办公室坐一坐、问问情况,有的则随城管队员一起巡逻,与城管队员交流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一个理事遇事推诿,即使有事不能来值班,也会打个电话请假。城管理事会成立以后,群众更方便了,城管队员也更忙了。对群众举     

国外"城管"不一般

提到城管，总让人联想“猫和老鼠”，总让人想到一群人在追赶另一群人。其实，城管并非中国“特产”，很多国家都有，只是叫法不一。而且，相对中国城管，国外的“城管”更“牛”更专业。     

从冲突到合谋：城管与摊贩的交往逻辑

探讨了社会治理议题中城管与街头摊贩关系从冲突到合谋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形成机制。以汉正街城管执法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案例分析,以动态视角考察城管队员的一线执法行为,指出城管队员作为政府执法者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因其执法权利受到来自各方制约以至于其为顺利完成任务而与摊贩合谋,成为当前城市管理中的常见现象。最后,摊贩的存在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政府应承认摊贩存在的必要性,变“清理”为“管理”,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减少社会冲突。     

城市管理中的人性化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现象屡见不鲜,城管执法机构陷入与城管执法相对方的民众尖锐对立的尴尬境地。实行人性化的管理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益方式,但却在实践中遇到新问题并重新陷入困境。只有将人性化的思路贯穿城市管理中从目标到制度的每一个环节,才能克服其自身障碍并带给城市管理一条成本低、效果好、各方共赢的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