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研究——基于对外贸易的视角

1999年欧元问世并在2002年实现全流通，给包括东亚在内的有意联合自强的区域和发行区域货币提供了示范。东亚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洗礼后，各国已经有意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但东亚是否适宜于组建货币区呢？本文借鉴有关最优货币区的贸易理论，对东亚的国际贸易地位、贸易依存度、区域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得出东亚适宜于组建货币区的结论。     

东亚地区跨国公司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研究

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区位选择的新动向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从FDI、外包、生产分断化等各种新的国际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地区各国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环境以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     

区域产业合作与产业链分工深化实证研究——以东莞市东岸产业集聚区为证

通过探讨区域间贸易中产业分工深化对区域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提升的影响,可建立相关理论模型;分别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探讨区域间贸易中产业链分工效应,探索通过产业分工与合作,构建区域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策略。提出整合区域内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可塑造国内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省内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为区域制造业升级,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实证研究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对1992-2011年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了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中澳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且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逐渐增强;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近年来有所增强;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异、澳大利亚市场开放度、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和农产品贸易不平衡对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战略性工业化:一个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

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贸易理论"承袭了李斯特学说的核心思想,比传统主流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但是该理论缺乏一个相应的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一国内部的战略性产业发展作为基础,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有别于一般性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积极介入,将资源投入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而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往往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故战略工业的演化也不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近代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发展史证实存在着一种受国家意志支配的战略性工业化,而这种特殊的工业化类型是当前中国所必需的。国安会应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并积极推进战略性工业化。     

双循环新格局下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 在我国经济外循环中的支撑作用研究

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首先,东亚地区的市场规模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以及对我国贸易和投资依赖程度的加深,具有支撑我国国际经济外循环构建的良好现实基础。其次,由于我国在贸易平台建设和消费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望通过消费市场驱动路径构建“以我为主”的东亚区域价值链。最后,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将促使我国依托东亚区域经济外循环完善产业链发展,参与价值链中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时依托东亚区域价值链驱动我国创新链发展,实现区域价值链和创新链的双螺旋促进。发挥东亚的支撑作用应该从掌控内需市场、构建全球贸易平台、加快技术创新、加大对东亚直接投资力度、提升劳动力素质等方面构建高水平的东亚区域价值链。     

中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逐渐提高,其中标志着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总额近几年更是不断上升,这表明,中国各高技术产业领域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已发生变化,而且产业内贸易程度高、行业间联系密切等特征日益凸现,但这其中隐存的问题也同样引人关注,如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传统优势丧失等.通过对入世后中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测算,从整体、跨行业、跨区域三个方面揭示了现阶段中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贸易成本变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集聚与贸易成本间的关系并非仅仅只考虑贸易成本变化的影响；事实上，此两者间的关系变化还得考虑到产业特征及区域禀赋的具体情况。对于某些产业而言，集聚与贸易成本的变化之间存在着单调关系：贸易成本越低，集聚水平就越高；而对另一些产业而言，集聚与贸易成本的变化之间存在的却是一种倒U型关系：当贸易成本开始下降时，集聚水平趋于提升，当贸易成本达到中等程度时，集聚水平为最高，当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时，集聚水平趋于下降。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相关产业布局变化情况即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点。     

产业集聚与扩散背景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

以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为基础,分析了产业集聚与扩散背景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由于最初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存在差异,不同产业会向不同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区域分工,进而可以通过区际贸易实现区域分工均衡;由于比较优势的转变,原先适合该产业形成集聚的区域会变得不再适合,从而会引发产业向其他地区扩散与再集聚,这会引起区域分工的进一步演变.以产业集聚与扩散为基础,通过建立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可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东亚区域内分工与雁阵模式

本文在简要介绍东亚国家与地区雁阵模式的形成及其特点的基础上 ,得出雁阵模式下的区域分工格局的特点是独特的投资与产业循环、高投资率与低利润率并存、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提高。说明东亚区域建立在高水平横向分工基础上的市场扩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运用1995—2014年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研究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相关,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贸易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项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因素;受教育程度、失业率、金融发展水平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对比研究显示,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促进收入差距的扩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收入差距负相关,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研究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使一国或一地区获取静态经济利益,更重要地,它们还能推动产业转换、结构升级,造就动态利益。本文对利用外贸外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对浙江外贸外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如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导向型开放战略、进出口平衡贸易战略和“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战略等。     

提升绩效视角的出口退税政策分析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历经4次调整,但仍然在决策机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引导作用、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负担等方面存在问题并带来贸易摩擦增多、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难以实现等后果。因此,为提高政策绩效,亟待从完善出口退税决策机制、实施差别性出口退税政策等方面进行出口退税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民国时期中德贸易出口商品竞争力分析

民国时期的中德贸易,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与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贸易。从贸易特化系数、市场渗透率、商品价格、贸易条件诸方面对中德贸易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表明:这一时期中德贸易出口商品在德国市场上尚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从发展态势来看,其竞争力处于不断弱化的态势。     

产业集群是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必由之路

产业集群具有积聚、竞争、合作和创新等优势,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产业集群作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企业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解决大企业弊端的战略策略。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就必须适应全球背景下的产业发展规律,积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努力推动和强化产业集群的形成,通过形成产业集群来提高东北地区的区域竞争力。但由于东北地区目前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没有统一的交易市场,产业集群的形成受到阻碍。因此必须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区域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打破地区分割,建立东北区域统一的交易市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集群的形成,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集群的步伐加快,最终通过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产业创新的极化与边缘化效应分析——基于长江上游地区第二产业的实证

基于长江上游地区第二产业,以理论假设和实证分析为线索进一步研究了产业创新问题。产业创新是指一个构成产业自身发展所需的各要素的创新和系统与环境创新的集合;产业创新的实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极化和边缘化效应:产业创新兴起与产业成长循环互动使产业集聚萌芽并优化;产业创新极化与产业繁荣循环互动使产业集聚强化;产业创新边缘化与产业衰退循环互动使产业集聚衰落分化。     

经济学人对中欧班列发展及影响的判断*

2019年5月《中国经济学人》杂志围绕中欧班列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欧亚国际贸易发展、跨境电商发展以及我国产业升级四个方面的影响对经济学人展开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经济学人认为：首先,中欧班列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形成良好互促关系,但沿线国家间安全信任度低是制约这种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中欧班列对我国（尤其是大西北地区）国际贸易总量有净增长效应,利于改善中欧贸易失衡,但这也面临通关效率低下及由欧洲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所导致的回程率低等问题的困扰;再次,运输成本低廉的中欧班列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其运输时间较长影响了其促进作用的发挥;最后,中欧班列虽然能够通过优化产业布局促进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产业升级,但也存在对高技术产业带动作用小及由班列恶性竞争对产业技术创新资源挤出等问题。     

关于基础产业理论的几个问题

本文提出基础产业新概念。基础产业是生产农产品、服务产品和基础工业产品的产业群体，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起根础性作用。基础产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基础产业，是指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广义基础产业，还包括第二产业中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是服务业提供服务“产品”必须的基本物质条件，但不是一个产业。鉴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因此“基础产业”英文名词不宜采用现在的“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应该采用新的专用名词“BasicIndustry”。文中还对基础产业特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加强基础产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     

重庆零售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经过十多年的迅猛发展，重庆零售业在规模、市场结构、业态分布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仍存在网点分布不均，与其他产业间关联度不高，业态分布不合理，组织化信息化程度低，缺乏特色经营和规模效益不明显等问题。面对新的竞争环境，重庆零售业必须及时转变观念，提升零售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联度，调整市场结构，选择合适的经营业态，降低物流成本，实施连锁经营，开发自有品牌，强化特色经营以及加强成渝合作，才能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