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叙事的“形式实体”

文学人类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一种跨学科“边界”的范例，因此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然而，毕竟文学与人类学在知识谱系范畴属于不同的学科，二者走到一起的学理背景和操控功能等也因此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和质疑。以仪式理论为例，就文学人类学叙事中的形式等物化体征进行分析，试图在学理上对文学人类学研究作一些铺垫工作。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与” “与”考源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原生态”文化的制造：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

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依借原有山神信仰等文化资源，逐步成为独特的文化表相，阳坡人早已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精心维护着仪式过程和祭拜诉求。从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历程可以看到时下被视为“原生态”的文化是如何被前人制造的，也进而可知：一些“原生态”文化或“传统”只不过是前人在特定场域下制造并用来借以宣示自己在区域社会中的阶序而已，隐匿其后的社会本相是人群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     

醉酒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立法比较与法理分析

醉酒所致精神障碍,是一个遍及世界各国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关于醉酒状态下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有的国家刑法没有对之做出专门规定,而是将其作为自愿(故意或过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的情形之一,规定不免除或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有些国家对此作了专门规定.     

作为文化症候的“自我治疗性”写作

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述其写作的基本动力之一是自我治疗，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症候。它首先意味着文学边缘化时代作家的一种无奈的退缩，也是文学市场化时代一种看起来更高尚和更为艺术本位的写作伦理，当然它也是创作观念改变的结果。另外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心理精神危机的普遍与严重，因为作家们——这些时代最敏感的神经的确需要写作来进行自我治疗。     

有一种生活叫不持有

身处物质社会,人们总是热衷于盘点自己血拼的收获,似乎得到的数量越多才能诠释拥有二字。殊不知,不持有,才会让我们拥有更多,过上更有质量的品位生活。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调查了375名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尝试修订韩国版的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Career Maturity Inventory),探讨它针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的适应性.结果表明:(1)修订后的中国版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具有一定的文化特点,它由34个项目构成,这些项目组成六个不同的因素--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赖、职业参照;(2)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重测信度比较高,具有良好的信度;(3)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如职业成熟度得分与大学生的自尊、幸福感、内控分呈显著的正相关;职业成熟度与专业满意度、未来打算的确定性、职业选择的信心等呈显著的正相关;职业成熟度越高的大学生上网时间越少,而且即使上网也主要用于辅助学业或便利生活.     

《爱药》的女性主义解读

当代著名印第安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小说《爱药》对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作了二元对立的刻画。男性多无视印第安文化传统,性格暴戾,结果全都成了生活的失败者;而女性人物对待生活的态度更为积极,对印第安传统也更为敬畏。从小说中的四位男性和三位女性人物身上,反映出作者的女性主义创作倾向。     

文化活动与生命美学

文化活动之所以成为文化的活动,就在于“物性”和“人性”在其活动过程中获得了显在的和潜在的、相得益彰的呈现。在当代,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实践活动的文化蕴含越来越多地直接呈现出来,在日常生活方面.不但人们的娱乐活动越来越增添了精神文化的含量,就连衣、食、住、行等精神文化的意味也逐渐普遍地呈现出来。因此,“在审美话语中寻找人类与自然固有的和谐关系”只能说是形式美学范畴中的必然课题,而使人成为“道德-文化”的人则是生活美学建设的应有之义。     

论构建以客户为本的品牌资产的方法——以“动感地带”品牌为例

品牌的作用在今天的市场中越来越重要，因此，构建以客户为本的品牌资产的方法尤其值得研究。基于此，在提出了品牌资产的概念的同时，就如何构建品牌资产提出了方法：选择品牌要素、制定营销计划、整合营销沟通，并就动感地带这个品牌进行了实证分析。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增加农民收入

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意义入手,提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的需要,而且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也是加强政府对农业宏观调控的需要.在分析现阶段山西在优势农产品发展中农民组织类型与成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新观念,提高对发展农村中介组织或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支持农业科技企业与优特产业的结合;提倡龙头企业与农业科技院校的合作;大力发展农村中介或合作经济组织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对策.     

英汉语宾语对比分析

从英汉语宾语的意义类型、英汉语宾语的位置变化和英汉语宾语的省略等三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宾语进行了对比分析 ,发现汉语中动词和宾语间的关系比英语复杂 ,而英语中宾语的位置比汉语灵活 ,宾语的省略也比汉语普遍。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俄汉习语翻译

习语是语言的精华,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受文化制约。俄汉语中的习语生动地表现各自文化的面貌、习惯和特征。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俄汉语中的习语大多数在表现文化特征时,只是相对对应甚至根本不对应。有时习语在表面形象和意义上或多或少出现相似之处。正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常常为翻译习语设下了陷阱,使译者出现跨文化交际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