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制与八股文评价述论

科举在明代达到空前完备，科举选才、授官一体化造就了大批人才，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对当时社会影响深远。然科举最终走向末路，在清末不得不废。自科举废除后，学界对历行1300年的科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科举定性及明清时形成的科举考试文体——八股文的认识与评价，始终成为科举研究经久不衰的热点，学者争论最烈，分歧最大。梳理明代科举研究脉络，可对科举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论明代科举发展对选官世袭制的遏制作用

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世袭制是维系贵族特权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动乱和腐败蔓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科举制的实行使选官世袭制受到遏制,但是唐宋在发展科举制的同时还保留了凭借父祖官职入仕的门荫和恩荫制度,这实际上是选官世袭制在新形势下的遗存和变种。明代科举制发展到鼎盛,选官必由科举,非科举者毋得授官和扩大科举取士数量等措施的推行,有效地遏制了长达数千年的选官世袭制,确立了远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名实相符的以文官考试为基础的科举政治,对社会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张载科举观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张载的生平实践进行研究,着重探讨其科举观以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是张载关于科举态度和举士观点的集中阐述;张载这种反对以应举为目的和片面追求科第功名的考试思想,不仅对当时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也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明代文社与科举文化

明代中后期文社的大量出现是科举文化衍化出的重要文化现象.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以程朱理学为解题规范.出题范围的狭窄,文体格式的固定,以及评卷标准的僵化为士子们寻找考试规律提供了便利.他们自发地组成文社,相互探讨学习攀业.文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切磋举业的机会,对他们的登科也大有裨益,甚至还成为下第士子的精神家园.文社因科举而繁荣,反过来对明代科举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很多文社在明代后期掀起了复古的思潮,他们试图以社团的力量,通过对明代前中期文风的提倡,改变当时空疏浮躁的科举风气;并刊刻社稿以及名家名作,作为规范士子们写作时文的准绳,以更好地矫正士人心态.文社社事活动的开展,又衍生出了许多泛科举文化现象,如时文评点之学的盛行,科举书籍的刊刻、推广等.随着势力的壮大,一些文社要员或操控科举考试,或干预朝政,使文社远离了当初建社的本意.     

明代科举宾兴考述

明代科举宾兴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直接发展源头。在明代初年,宾兴礼第一次与乡饮酒礼分离,成为府州县一级的科举送别及庆贺典礼。明代地方科举经费预算为宾兴礼的举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地方社会中,官府拨款及民间捐款设立的社会公益助考基金首次以＂宾兴＂命名,它们尽管在全国各地尚不普遍,但却为清代科举宾兴的普遍设立提供了最佳借鉴对象。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明代雷州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雷州地区的教育事业至明代获得大发展,培养造就了众多的人才。这是由多方面条件共同促成的:首先是地方官对于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学校教育获得了坚实的经济支持;再次是明代雷州人对于教育、科举的热切追求。明代雷州教育事业的发展,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使雷州人才辈出,尤其是政治人才;教育的发展,伦理道德规范的宣扬,改善了雷州地区社会的风俗与面貌,也推动了雷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科举配额制演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争

科举配额制度是基于公平分配举额的目的,在协调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宋代科举在州府试中实行解额制,明代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清代则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科举取士的演化趋势是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也越分越细。实行这一制度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有利于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时代的"公正"理念。     

科举制对明清云南社会文化的影响述略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朝产生以来,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科举制在云南发展较晚,直到元代才开始实施,到明清时,才在云南真正推行开来并获得较大的发展。科举制一经实践,便对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民间向学风气的形成、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初盛唐女性参政之文化影响

为研究初盛唐女性参与政治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初盛唐主要女性参政事件。研究认为长孙皇后以身份之尊影响朝政,对太宗朝谏诤风气的形成功莫大焉;武则天倡扬科举取士制度,影响了社会阶层之升降、变更和流通;上官婉儿身处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关键点,通过品评来称量天下,引领宫廷诗歌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追求。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清代三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制改革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法定文体,在其运行的几百年间,为统治阶级笼络人才,巩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陈旧、刻板的弊端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渐暴露。在清代就有过三次废除八股文的科举制改革,这几次改革对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描述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科举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朝代体现出的文化特征。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选拔官员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科举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起源于隋朝,经历13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为不同朝代选拔除了各种适应当时社会统治所需的人才。科举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不同统治者利用科举选拔官员的不同需求,科举制度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科举科目从繁到简,科举规则从宽到严,科举内容由多样到统一,体现了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优化,也逐渐地使科举演化成了封建社会荼毒读书人的一种腐朽社会制度。从客观的历史角度,科举的出现确实为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选拔出诸多的优秀人才,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