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彦《喜剧》的精神文化内涵

陈彦长篇小说《喜剧》立足于贺氏父子两代人不同的艺术人生之路展开叙述,对消费时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命运以及个体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探寻。围绕两代人对喜剧艺术的不同体认,小说表达了对喜剧艺术本质的思考及对当代审美庸俗化现象的批判。小说中一系列悲喜交织的人物命运,展现了作家对艺术与人生的辩证思考以及人性复杂性的审视。在美学风格层面,《喜剧》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细节的真实与对小人物的关注是其两个面向,对小人物人性光芒的书写既体现了传统戏剧精神对陈彦小说价值取向的影响,也彰显出作家对民族恒常价值的守护。     

玛·德拉布尔《七姐妹》的性别叙事策略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长篇小说《七姐妹》以巧妙的性别叙事策略探索了女性文学自我突破的可能性,这对中国当代女性书写具有借鉴意义。作家聚焦于老年女性的生活境遇与精神挣扎,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作家又精心安排了七姐妹的意大利之旅与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互文关系,不仅通过当代人物与远古英雄的呼应传递出历史的厚重感,更以独特的女性旅行书写凸显了女性生存与她们在现实中的文化渴望的意义;运用复杂多变的叙述视角,作家将七姐妹的旅行表现为与埃涅阿斯的漂泊具有同样意义的告别失败、掌握命运与凤凰涅槃的旅程。     

从文学视角观察沂蒙文化

沂蒙文化融合了传统的齐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化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革命文化,成为当代地域文化的一个独特存在,也是沂蒙文学繁荣的重要精神资源库。沂蒙作家群的创作形成了思想意蕴的多倾向性共存,凝重的农民情结以及精神上与沂蒙文化的同构关系。从文学的视角考察沂蒙文化,既是对革命老区精神资源的探询,也是对文学书写民族心灵图景的叩问。     

女性与民歌：叶梅小说的二元文化符码

少数民族女作家中,叶梅对土家族女性的观察与书写甚为独特。她将女性性格命运置设于民族文化中,通过吟唱各种歌谣予以诠释。女性与民歌构成人物与民俗书写的二元文化符号,经过创造性编码,以歌谣彰显个性,又以个性丰富歌谣,让人物命运和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产生别具一格的审美韵味。作家对土家族文化的熟稔、关照与热切传承之心可见一斑,其作品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关注。     

成长主题与农村题材的独特书写--解读周思《遥远的家》

在以都市爱情为主的快餐文化消费时代 ,《遥》的主题和题材显得严肃却清新 ,它以当代中国最大也最需要关注的农民群体为审视对象 ,对社会巨变中农民生存处境与农村子弟追求梦想的历程进行了独到的书写。本文试图从叙事的语言风格、人物形象的刻画、诗意境界的营造三个方面对其主题与题材进行分析     

启示与思考——由陕西三位作家的创作所引发的

从地域生态文化视域,并放在当代中国文学整体,对陕西作家的创作进行审视来看,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标志的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实绩,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他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要深植于他所生存的环境、故土的地域文化;始终关注现实,坚守平民立场与情怀;坚守艺术精神和纯艺术的道路;对于人文立场与良知的坚守。     

地方知识与精神空间的开拓——论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地名书写

地名书写是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蕴含了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宗教图腾、民族语属等地方性知识。从历时性角度看,地名作为书写意象是由新疆诗歌散文的传统表现内容、艺术风格所决定,是作家主体经验的地方性知识。从共时性角度,即从艺术审美接受方面看,读者的需求、市场的选择、文化定位等因素给地名书写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地名书写深化为浓厚地域色彩的精神空间书写。因此,作家的地名书写跟随地域文化的发展一同经历撕裂、重合、再构的社会化过程,也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空间的建构作出贡献。     

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交汇——吕翼中篇小说创作论

吕翼中篇小说成就显著,表现为民族志叙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的交汇。以精准扶贫为重心展开的对彝族当代命运的民族志叙述,构成了吕翼中篇小说的重要叙事维度。而对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彝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及对彝族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展示,体现出吕翼中篇小说民族志叙述疆域的拓展。吕翼中篇小说同时以彝、汉关系与抗日战争为背景,积极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贡献。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论阿蕾小说创作风格特征

当代彝族女性作家阿蕾以其细腻的笔法,倾力表现农村彝族妇女的喜怒哀乐,揭示彝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命运,反思彝族传统的文化悲剧。她的小说语言风格独特,叙事结构多元,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浓郁,为彝汉双语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     

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思想

“乡村现代化”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卢作孚在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终极目标和崇高思想,也是他乡村建设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体现了他在中国乡村建设上的远见卓识,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信任问题

分析当代中国农村社区的信任现状和影响农村社区新型信任体系建立的因素,指出原有农村信任体系正逐渐走向衰落,新的信任体系的建立必须是立足现有资源基础上的扬弃和创新,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信任体系的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价值定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发展全局和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的情况下提出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其价值定位表现在:它是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统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统一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     

农村私有房屋法律适用问题解析 ———以登记与抵押问题为基点

当前,涉及农村私有房屋的案件越来越多,但是针对农村私有房屋法律适用方面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如何规范农村私有房屋买卖行为以及农村私有房屋能否设定抵押等,造成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时感到步履维艰。而这些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常会遇到的现象又是法院在处理农村私有房屋案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如何顺利解决这些案件,成为当代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挑战。     

城市化、分权与农村生活的重组

文章关注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当代模式，并探讨这些模式对农村发展的涵义。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并不是统一的模式，且当代城市化模式所导致的在农村-城市联系中经济和社会多样性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移民和分权是城市化在微观层次的两方面。城市化必然意味着或是永久的或是暂时的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的净转移，而这些移民也对农村地区不平等产生了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新特征表现在它是伴随着行政的分权而发生的。分权的一个结果是使影响地方发展的行动者增加，另一个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垄断资源或外部联系和信息。     

张履祥的乡村自治与移风易俗思想

张履祥是清初著名学者,他一生都在乡村读书治学,并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关心农村的社会稳定和风俗人心。他提出"保聚之法"以促进乡村和谐与稳定;作《丧祭杂说》,意在移风易俗。他的乡村自治和变易风俗思想即使对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有启发。     

中国特色的“三三制”农村养老模式研究——基于江西某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

社会变迁、家庭结构转型、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老弱者空巢化、未富先老、贫困老龄化等,使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土地养老的农村养老模式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这一情况在对江西某村老人进行结构式访谈和深度调研、对收集到的资料做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后的结果中得到了印证。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基于历史传统与现代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模式:"三三制"多要素(农技教育、优生优育教育、社会养老意识教育、土地流转经营方式创新、商业大病保险与意外保险等)相结合逐步社会养老的国家责任型的制度性养老新模式。这种模式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 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略论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变迁

我国乡级行政区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区划及其组织结构,就其治理层次、管理幅度和组织规模而言,不可能一成不变。在各个不同历史时代都有其各不相同的具体规定和具体实际。本文从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古代组织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当代组织结构及其基本特点和未来组织结构及其基本走向等三个不同层面出发,系统探讨了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组织结构的历史变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这对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的民主自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当前中国农村最主要的医疗保障形式。本文阐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现状,分析了其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走出困境的路径,即加强宣传、让农民真正了解并接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强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报销比例、实行三方购买制度,以及尽快把农民工真正纳入城镇医疗保险范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