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明清徽州新儒贾观内涵与核心价值取向的再探讨

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宋明新儒学的世俗化伦理思想,对儒贾(士商)观的内涵和职业伦理价值做了转换与重构,提出"贾不负儒"、"良贾不负宏儒"和"左儒右贾"、"儒贾事道相通"、"贾服儒行"、"士商异术而同志"、"儒名贾利"、儒贾"迭相为用"等反映新儒贾观的诸多新概念和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有着丰富或特定的内涵,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思想联系,既反映了明清徽州在儒贾观的转换和重建方面的多重认识,又体现出这些新观念仍然秉持儒家的核心价值取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张家成李班传统儒家学说以“明德”为本。儒家所谓的“为学”就是要学作“大人”、“圣人”，儒学的主要经典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学作“圣人”立论的。因而，“为学”的本质内容即是道德修养论。宋明时期，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随着儒...     

试论宋明理学家的圣贤境界

宋明理学家通过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主题的论证和对心性义理之学的追求,创立了既不同于孔孟原始儒学,也有别于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将儒家哲学发展到十分完备的形态,使得中国哲学的境界学说得以充分的展现.本文试图将宋明理学家有关圣贤境界的追求特别是如何成就圣贤的问题进行论述,来再现他们的生命境界.     

论柳宗元对儒学发展新方向的探索

对于柳宗元在儒家革新运动中的作用 ,研究者往往重韩轻柳。其实柳宗元对于儒学变革的探索 ,如提倡把握“孔氏大趣”以取代传统的解经方法 ,拨开两汉以来笼罩在儒学上的神学迷雾 ,重申原始儒家的人本精神 ,提倡重视“生人之意”的“大中之道” ,提倡援佛济儒、取其韫玉的新儒释观 ,在儒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孔颜乐处"心解--宋明之际一段儒释"心性"通辨

"孔颜乐处"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儒学话题.宋明之际,理学家受禅宗影响和启迪,不仅把它作为接引学人的一则公案,并由此体悟心性,发明儒学大义.孔孟之学的局限是因为"言约而旨微",汉宋儒家对其经典的解释,不仅不能得其要旨,反而导致学人误入歧途.宋明思想家通过"学佛而知儒",由此开启出宋明心性之学的硕果,对于复兴儒学其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意义应予以充分重视.     

现代新儒家与传统道家哲学——论唐君毅对老、庄哲学思想的研究与涵摄

人类的学术文化总是继承前有的传统文化而来。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家长期以来既鼎足相抗,又互为融合、激扬,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形成新的社会思潮,推动着中国文明向前发展。魏晋时期,儒、道相结合,产生以《庄》、《老》、《易》“三玄”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思潮。迄至宋明,儒家学者批判地(critically)吸取佛、道二教的某些思想,形成了影响中国社会达数百年之久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我国一批著名学者继承理学的儒家道统,融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思想,开创了在海外影响甚大的现代新儒家学派。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爱智慧"的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兼谈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儒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能够与病以药的真实智慧,即能够通过对人心的治理达到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目的.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沦为"科学的婢女",丧失了哲学本有的"爱智慧"之意义,也丧失了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医治能力.而受到科学精神影响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也不适合于研究以开显性德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会使人日益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悟和理解也会加深.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条件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也是其兴起的外在条件。其兴起的理论前提是对孔孟之道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超越。这也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兴起的内部机制     

略说儒学的现代开展

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早期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一次自我调整和自我挽救,其哲学的基本框架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实质上是一次理学复兴运动.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拟构"在方法上带有明显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内容上也没有超出先秦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开始在祖国大陆复苏,九十年代以来已有几位学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儒学创新的设想和方案,主要有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等.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依此,将儒家哲学改建为四个世界,即本体界、性体界、心体界和现象界.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经历对理学的影响——以张九成为例

宋代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理学和佛学的共同发展。尽管儒家学者始终不懈地辟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争鸣状态中，它们各自的发展循序渐进。儒家学者学佛的经历对理学造成的另一影响就是，一些儒家学者的著作和学说仅仅因为游学于禅僧被判为“杂学”，其思想也因此不得广为流传，其传道济世之功亦被折损。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儒学、经典与圣人之道--论北宋学者对儒、经、道关系的定位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代学者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