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思考——基于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的视角

健全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是有效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基础和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供给,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使得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始终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甚契合。在解决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问题上,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分别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方式,为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可以根据现实国情,对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进行改良,通过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农民合作组织等措施来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机制设计分析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体制在以后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使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着结构性矛盾,而摆脱困境的帕累托最优选择是根据农民的需求意愿或偏好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本文在公共物品需求偏好显示扭曲机理及相关机制设计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偏好的民主表达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农村居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状况研究——对湖北省荆州市J镇的调查

提供乡镇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是当前乡镇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了解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有助于乡镇政府在提供社区公共产品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实证分析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主要体现在基本性公共产品上,但已经认识到非基本性公共产品对于当地社区发展的重要性.乡镇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应力求处理好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再构建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有赖于健全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而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需要理论创新。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制中的"用手投票"、"用脚投票"理论以及代议制民主中的利益集团理论等恰巧为农民表达公共产品需求个人偏好和集体偏好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这些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文本与现实的悖离。对这种冲突做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在借鉴其理论基础上,尝试建立以"农民参与,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协助"三维一体的、与我国本土相契合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农民国民待遇改善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构建

农村公共物品是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政府的理性偏好诱发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科学有效地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改善农民国民待遇,关键在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支持保障力度,切实做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筹资和监管方面的制度安排。     

民主共识的达成——协商民主解决多元偏好冲突的路径选择

传统民主理论的一大困境在于多数主义不能解决偏好冲突问题而达成共识,社会选择理论更是认为个体选择的理性会导致集体选择的不理性,以此证明民主共识的不可能性,而协商民主理论为解决多元偏好冲突提供了路径。协商民主主张通过主体间的互信合作、协商的公共精神、协商的开放性与动态性来整合偏好冲突而实现理性推动的共识。协商民主的这种思路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新视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现状、形成机理与目标模式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忽视广大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从而引致农村公共产品供求机制的失衡,而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必须把农民的需求偏好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函数的内生变量,现实最佳的目标模式就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提出与之相配套的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民间组织、私人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多元化供给格局。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发展的选择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与农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难易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到取消农业税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虽略有变迁,但在本质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新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日趋合理,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并不完全吻合,因此需要从决策机制、供给体制及其法制化方面完善和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空壳化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及出路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了农村空壳化的格局。在空壳化格局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陷入困境:参与主体缺失,供给结构失衡,供给缺乏持续性以及供给效率低下。改变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供给主体格局、调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以及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是摆脱供给困境的有效策略。     

对公共关系传播中实现信息社会化问题的思考

在公共关系传播中实现信息社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主要内容是通过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方式,来实现信息的"共献"和"共享".要实现公共关系传播中的信息社会化,就要采取与之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对策.     

我国电子政策网络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探析

对政府在电子政策网络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究。首先运用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构建电子政策网络的分类评价体系;然后辅之以现实中的案例,通过分类阐述政府在政府支配型、社群主导型和网络互动型电子政策网络中的角色和策略,总结归纳认为：政府仍然是电子政策网络的协调者、激励者、各行动主体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概而言之,政府在我国电子政策网络治理中承担着领航责任。     

沟通:政府公共关系实践的重要环节

政府公共关系是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是政府重要的管理职能。在政府公共关系的实践过程中,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有效的沟通机制非常关键。坚持主动沟通、平等沟通、真诚沟通,是政府与民众有效的沟通的基本原则。有效的沟通包括告知、倾听、回应等三方面内容。当前,要通过推进政务公开、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加强沟通平台建设、重视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等途径,大力推进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机制建设,构建和谐的政府公共关系。     

微博中的谣言传播及其规避机制

微博为话语自由表达在公共领域建构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但由于其自身管理体制的不规范以及对公众素养要求不够到位,谣言却也时刻伴随着。谣言的恶性传播使微博的传播、沟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阻碍着微博舆论平台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公共领域建构的进程。如何妥善规避微博传播中的谣言、不断完善微博传播平台,从微博自身管理机制以及对公众的素养要求等方面的考量,提出建立完善的事实和身份审核机制以及呼吁公众理性表达、监管部门适度引导,以期制止微博谣言传播,创造一个纯净的微博沟通环境。     

从“钉子户”事件看政府危机公关

被网络等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钉子户"事件已经尘埃落定。当地政府积极介入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使此次事件得到平息。但"钉子户"事件却显现出政府公关危机治理方面的问题,如政府危机公关体系不完善,对媒体重视不够,与公众沟通不畅等。政府是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公关的主要角色,应培养政府人员的现代公关意识,运用法律手段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关危机管理机制,健全双向沟通机制,从而成功地解决危机。     

公民诚信、公共信任、信用评价与“道德银行”

诚信与信任具有语词的“家族相似性”和文化同源性。在传统社会,诚信与信任相关,但并不必然导致信任。在现代社会,公民诚信呈现出伦理复杂性,而与之相连的公共信任要么建立在纯粹预期之上,要么建立在利他主义价值观基础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信用既非诚信,也非信任,但又与二者关系密切,信用评价既能反映公民诚信状况,又能为公共信任提供制度保障。“道德银行”以信用评价为公民诚信与公共信任创建了沟通机制和反馈机制,深入挖掘“道德银行”有助于理解三个概念之间的微妙联系与区别。     

论有争议科技决策的风险沟通——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

风险沟通是保证风险决策科学性和正当性的关键。从分析风险沟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入手,在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沟通经验的基础上,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分析我国在有争议的科技决策中存在着风险沟通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决策风险沟通机制的建议:应加强风险沟通意识;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制度化公众参与决策;实行决策过失问责制。     

手机舆论的监控与引导研究

舆论是民众社会心理的一种集中体现,它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公共事务为导向。每一个舆论都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媒体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自由,拓宽了沟通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手机能够促使信息快速传播的舆论的有效形成,但是也会引起社会恐慌。通过全面了解手机舆论的特性及其形成过程,在与传统媒体对比的基础上,提出手机舆论监控与引导的方式,为打造一个和谐安定的手机舆论环境奠定基础。     

电子政府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电子政府中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电子化的方式方便了公众对公共事务或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和讨论,促进了民主政治及民主行政的进程。该机制构建的网络民主参与平台、民意收集与回复机制、民意信息库和政府施政知识库,使政府在以公众为核心,运用及扩大政府内外知识,不断创新管理,在政策、服务与沟通模式方面产生了明显的绩效,增进了公众的参与及信任。     

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

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应扮演的社会角色进行探讨。社会风险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大众传媒在应对社会风险时担负着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为社会公众搭建完善的传播渠道，同时要培养受众的风险意识，完善媒介自身的体制。只有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达到完美的融合，才能构建和谐的媒介文化，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