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三言”考辨

庄子"三言",即重言、寓言和卮言。重言和寓言从《庄子》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实一也,只有很小的区别。卮言则是庄子齐物思想的表现方法,因而包涵了重言和卮言。     

从《庄子》“三言”看庄子的语用

文章从语用角度学视域,分析了《庄子》的＂寓言＂、＂重言＂和＂卮言＂等＂三言＂的语用特色。＂寓言＂体现了最小信息量原则,＂重言＂反映了话语角色对＂以言取效＂之力的运用,＂卮言＂是语用综观理念的反映。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盲视”——一种保罗·德曼式阅读

“对话”是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体现了他的认识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然而,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思想家保罗·德曼却以语言的修辞性为基本立场,把对话看作是解构巴赫金思想体系的重要的“墙角石”：第一,对话作为理论术语和巴赫金现实生活的潜意识对应,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理论体系向艺术创作的辐射力度,造成阅读过程中的盲视;第二,对话作为文艺研究方法,忽视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否认文本语言的转义性,造成了阅读过程中诗学话语和阐释话语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不确定性。     

论《庄子》的“三言”笔法

从建立思想理论体系的学术方法入手研究<庄子>,将对<庄子>一书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以及庄子思想的特质产生新的认识."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它们作为<庄子>的独特笔法和思想学说的表现形式,使<庄子>具有了"微妙之理"和"精绝之文".寓言乃借他人之名来论说自己所要阐明的道理.庄子通过特有的艺术形象寄托思想,使自己的理论大都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重言即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其目的在于提高思想的可信度.卮言则是与道相应,符合自然分际之言,是<庄子>书中最精彩、最玄奥的言语.卮言旨在阐扬庄子哲学的精神实质,在<庄子>作品中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三言"在<庄子>中相互统一,密不可分.虽然"寓言"、"重言"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别,但卮言将两者巧妙连结起来,使<庄子>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三言"所言说的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庄子真实思想的具体呈现.通过"三言"的互相配合,<庄子>书中诗性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开阔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结合得天衣无缝,由此构成了<庄子>有别于其它诸子的独有特质.     

论《庄子》“卮言”乃“危言”之讹——兼谈庄派学人“言无言”的理论设计和实践

迄今为止,几乎对"卮言"的所有解释都不符合《庄子》的实际。《庄子》三言中的"卮言"应该是"危言"之讹误。拨乱反正,则《庄子》对三言的所有表述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而且,这些解释既符同《庄子》的观念与实践,又契合它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庄子》"言无言"的观念体系和实践既回应了超越性的道,又回应了具有强烈自主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受众,其宗旨是使危言、重言与寓言有机融合,相与为一。它一方面控制和减少危言亦即庄语的使用频次,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和仰赖危言对文本的定性、定向作用及其连属衍生文本的结构性功能;它一方面以寓言、重言作输送言说意指的主要载体,一方面又警示此举的外溢效应。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当成熟和精密的体系化设计。     

庄子诠释方法探析

庄子排斥世俗性的知识,但对于"道"这类特殊知识十分重视,道便是庄子进行诠释活动的"前见"。庄子认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不足以表现道,表现道依赖于寓言、重言和卮言,在诠释学的视野之下,对寓言、重言和卮言这三言的运用就成了庄子独具特色的诠释方法。庄子的诠释前见形成于"心斋"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之中,"心斋"是通过"坐忘"的修养方法而达到的,这说明庄子的诠释方法并非纯思辨的产物,而是以深厚的生命体验为根基的。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