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凉山彝族自治州乡村治理之困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治理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目前凉山州乡村治理在推进乡村民主政治、促进集体经济增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一定进展。但从整体看来,凉山州乡村治理仍是区域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表现为：现实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乡村治理有效开展;彝族社会传统治理规则的现代性转化率较低;地理环境阻隔妨碍乡村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部分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角色及功能定位偏差;乡村治理工作考评优化机制不健全。凉山州乡村治理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增强乡村治理现实经济基础和经费保障;挖掘彝族传统治理规则及治理资源并实现现代性转化;探索多样化治理单元模式,强化信息网络支撑;深化党建引领,找准基层党组织角色功能定位;建立健全乡村治理考评优化机制,以此实现凉山州乡村善治。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技术治理视角下我国乡村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已然全面展开，技术治理的技术应用快速更新，但存在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治理技术水平仍需提升。技术治理和技术应用的耦合是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效能提升的关键。要走上乡村善治之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应用、主体性价值、安全防范等，最终形成“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治理框架。     

“后乡村精英”时代的乡村如何治理？——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作为乡村治理潜在人才的“乡村精英”也随之流失,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总结出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归纳出乡村精英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底层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在分析方法层面,总结了历史比较分析、典型个案分析和统计调查分析三种路径,并结合当前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背景,指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其未来的研究走向为乡村社会如何实现多元化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建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饱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和全新的乡村政治生态预期,彰显出鲜明的政治道义追求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围绕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梳理建构相关政治伦理资源谱系,提炼建构其政治伦理体系,并在分析相关风险挑战的基础上设计建构其政治伦理优化方案,以期通过以上三重建构把乡村治理的权力运行制约在“善”的笼子里,进而促进中国特色乡村善治的完善与发展。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论纲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论纲围绕研究总纲、核心议题、方法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四个方面进行理论阐释。从总体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可以从时间、空间、内容、领导、社会、伦理、技术等多个维度进行理论建构和总体性阐释。从主题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围绕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乡村治理中的若干核心关系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路径等作为核心议题。从方法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需要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系统集成法、学科交叉法、辩证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视角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从历史视角、文化视角、政治视角、伦理视角、法治视角、技术视角六个方面进行理论建构。     

“技术悬浮”：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应对——基于云南省H县的经验考察

数字化建设不仅促成了乡村基础形态的变迁与深度调整,更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革创造了时代契机。但碍于技术目标、技术配置与技术供给的结构性脱耦,致使信息化工具悬浮于乡村场域之上,并由此导致治理系统出现增量投入与低效运转的循环困境。基于云南省H县的经验考察发现,当地通过治理方式的转型、运营机制的再造以及供给模式的变革,不仅实现了“数字外嵌力量”与“乡村内在基础”的深度融汇,更为整合数字资源、激活治理主体、优化治理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向未来,需要继续发挥高阶智慧技术的溢出效应,拓展乡域关系网络、整合乡土治理资源,从而实现乡村的良序善治。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本文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路径抉择

农村新型社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标志和缩影，建立社区治理体系、提高社区现代化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新任务。新乡贤是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新型主体，具有品德至上、贤达众归、效能拓展等时代特征。因宣传引导不足，治理赋能不够，方法创新缺乏，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等原因，目前参与社区治理尚处于自发、零星、盲目的状态，作用发挥极不充分。结合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应对新乡贤进行有效激能、增能、理能、赋能和督能，让新乡贤全程、全域、全覆盖嵌入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之中，以加快社区城镇化进程，实现社区高质量发展。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治理

乡村是城镇化的落脚点，乡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短板。补齐短板，乡村教师是关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令人担忧。要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应从队伍的内部和外部进行治理，构建起系统的乡村教师队伍治理体系。以乡村教师双重身份的回归与薪酬状况的改进为两条治理主线，兼顾师德建设和教师培训、教师补充及教师考核与评价等，由内而外地增强乡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解决教师队伍在来源、发展、流动等方面的问题，培育乡村教师队伍，促进教育公平。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新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广而散的特点,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应用于农村环保之中,出现环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法滞后、治理投入匮乏以及城乡环境治理政策倾斜等问题.文章基于环境民主与环境效益的博弈,提出引入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依托现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