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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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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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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赛 佐藤宏 别雍·古斯塔夫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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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6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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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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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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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 陈思《南方人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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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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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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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被引次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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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敏《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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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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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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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对中国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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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航空《人口学刊》,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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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对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人口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流出人口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人口大量流入使得老龄化得到缓解的省份主要在东部,人口大量流出使得年龄结构老化的省份主要在中西部;消除人口流动对老龄化的影响以后,2000年和2010年的老龄化格局出现了较高的一致性;与2000年相比,2010年人口流动对于各省份的影响程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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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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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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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瑜 吕景春《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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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但常用于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FGT指数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方法,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使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避免传统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无论城乡,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平,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下降趋势。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分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口,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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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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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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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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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离开家乡外出从事各类务工经商活动,使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以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汉族流动人口,而成为雇员和失业的概率均显著高于汉族;并且不同的少数民族在就业状况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进一步的计量检验表明:女性、来自城镇、年轻或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较高、跨省流动、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更可能从事雇员工作,而不是成为雇主或自营劳动者;而男性、中年、受教育程度较高、跨省流动、流入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失业的概率显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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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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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逆库兹涅茨化"——基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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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程 孟小怡《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5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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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流动人口离城返乡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了.利用CMDS 2015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对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在加入个体特征与城市特征控制变量后,计量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且随着教育水平和从事行业的不同出现分化特征.首先,产业结构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其次,从产业内部看,产业结构显著降低了第一产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显著提升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而对生活性与社会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发现,产业结构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家庭收入、降低失业率及提高城市绿化率来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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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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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被引次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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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敬东《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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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证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男性比女性、已婚者比未婚者年龄大、收入高。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时间和年龄的增长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流动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只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掌握了生产技术并积累起工作经验后,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才能相对稳定下来。一部分流动人口已明确表示愿意在打工地区定居下来,且收入相对较高或家乡与就业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正式迁移,男性和受教育年限较长者移民经济发达地区的愿望也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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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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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特困地区政府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评价——以川西北藏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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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决策咨询通讯》,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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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贫资金投入是减少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国家在新一轮扶贫开发纲要中明确了中央政府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集中用于连片特困地区,为提高政府扶贫资金减贫效率,本文以川西北藏区为例,通过建立反映政府扶贫资金与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收入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政府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和贫困人口增收有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的资金投入和资金投向产生的减贫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完善政府扶贫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机制,优化扶贫资金结构和投向,完善扶贫资金的瞄准机制,提高金融部门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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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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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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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乾 晋晓飞《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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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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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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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就业状况、歧视知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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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云贵 张丽华 刘睿《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6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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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不强，内部差异较大；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别、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就业身份、本地工作年数、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劳动合同类型等就业状况对其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对其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和定居意愿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要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城市管理当局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帮助其实现稳定就业、体面就业；促进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和谐共处，降低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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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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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指标构建与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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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才 周子超《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5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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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圆满成果后,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在扎实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在贫困动态变化过程中如何预防返贫、解决相对贫困等动态问题至关重要。而这一前提在于弄清贫困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如何作用贫困动态变化的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三省六县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4个时期(2010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的农户样本实地调研数据,构建基于贫困强度调整后的贫困发生率指标,重点将扶贫政策作为影响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以及兜底保障对贫困动态变化均有异质性影响。其中,产业发展、兜底保障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文化教育、易地扶贫搬迁在特定时期和区域可能会提高贫困发生率,前者可能受财政教育资金相对趋紧和人口流出所致,后者可能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不具备短期增收效果所致。上述分析为新时期预防返贫、处理相对贫困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启发。为此,我国应该继续深化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以提升农民造血能力,稳步提升以兜底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供给水平,持续推进教育领域的财政体制改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因地制宜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后期扶持,以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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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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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残疾人的识别及扶贫政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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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海远 李超 倪鹏飞《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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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中国残联第二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工具变量与分位回归等方法研究了残疾人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认为具有残疾程度高、家庭规模大、受教育程度低和不经常参加公共活动等特征的残疾人更容易陷入贫困。此外,在控制一系列个体、家庭变量后,文章还对中国现有的残疾人扶贫政策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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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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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ST'指数的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贫困测度——以福建省宁德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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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畅 黄森慰 郑逸芳《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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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别差异,妇女在资源和福利的获取上常处于不利地位,折射至贫困人口中,则呈现贫困女性化的特征,且该趋势令人堪忧.因而,将性别意识纳入扶贫工作中显得尤为必要.基于2014年福建省妇女联合会普查所获取的特困妇女家庭统计数据,通过综合运用改进后的SST'指数、贫困发生率指数、平均贫困差距率指数与总人口贫困差距率的基尼系数,以宁德地区为例,从贫困的广度、深度以及差异程度等不同的方面来挖掘并分析特困妇女家庭女性户主的贫困状况及特征,并从女性扶贫角度提出精准扶贫的策略及可持续性帮扶措施,为女性扶贫工作的切入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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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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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治安:模型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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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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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1995~2013年中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的村级数据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治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入对农村民事纠纷、违反治安条例及刑事案件有着正向显著性影响;相对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贫困发生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力闲置及基层村干部数量对农村社会治安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对流入劳动力的监管,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减少农村贫困群体,对维持农村秩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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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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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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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琼 朱宇 林李月《南方人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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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方法深入探讨了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化流动模式的不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在流入地实现完整家庭流动的流动女性来说,她们在就业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就业率低和就业不稳定的特征;与此不同的是,家庭化流动虽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促进和提升作用.另外,个体因素、 地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也会显著影响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最后,本文还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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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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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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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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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和有序probit模型,采用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4个维度7个指标,实证分析了金融排斥、金融投资产品排斥和金融融资产品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和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排斥较为严重;金融排斥会提高家庭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并加深家庭多维贫困程度;而且,农村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比城镇贫困家庭更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贫困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受到的影响均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应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加快农户和小微企业之间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减少农村贫困家庭金融融资排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支持移动支付应用普及;加大对医疗、教育方面的补贴力度;重视对公民的金融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居民的金融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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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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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及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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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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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的人员构成趋于多元化,特别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与普通流动人口相比,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及更强的竞争力。在新时代人才竞争背景下,新生代高学历群体已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作为年轻的创造性阶层,其未来流向选择对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优化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地进行分析,发现该群体在流入地选择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江浙沪、粤闽桂、川渝黔、晋皖豫等五大区域。基于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从个体、流动与经济层面分析这一群体的多维特征及各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因素、流动因素及经济因素均对该群体流向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对流向选择影响程度最高,户口性质其次。性别对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较弱;流动范围对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流向选择影响最显著;经济因素对于新生代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向选择的影响尤为显著,经济发达、月收入高的区域对于人才具有聚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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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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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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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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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流动区域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共同影响其落户意愿。研究表明:年龄对20-39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女性的落户意愿高于男性;无配偶者的落户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落户意愿越高;户口为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户口为非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只考虑流出地因素,从东部地区流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低,从东北地区流出影响最高;只考虑流入地因素,流入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高,流入西部地区影响较高;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不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已购住房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区域性;随着月收入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先降低后提高;随着月住房支出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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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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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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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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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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