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持续性研究综述及启示

在评估公司价值及签定契约时,会计盈余的高持续性被看作一个理想特征,有利于降低风险,因此盈余持续性研究成为30多年来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对盈余持续性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但在盈余持续性的定义、盈余质量、盈余持续性的度量方法、盈余及其组成部分的持续性、公司估价模型与盈余持续性及其检验、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盈余持续性与其他经济(会计)现象等方面,仍未达成共识.我国学者对盈余持续性的研究具有一定贡献,但尚待深入.以国外盈余持续性研究为借鉴,我国可加强恰当地度量盈余持续性、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我国会计制度变迁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现金流操控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基于盈余持续性的视角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盈余持续性视角研究了现金流操控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利用现金流预测模型将上市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分为正常部分和操控部分,发现操控现金流的持续性要显著低于正常现金流的持续性,表明现金流操控会使企业的盈余质量下降。和应计操控引起的盈余质量下降相比,现金流操控引起的盈余质量下降更为严重,表明了现金流操控的严重后果。     

浅析不同金融体系结构下的信息功能

不同金融体系结构有着不同的信息功能。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下,资产定价在资源配置中具有重要作用,应根据信息披露的程度和内容,收集、分析有关信息,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由于银行对企业具有代理监督功能,在收集、分析和处理有关公司的信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资金融通,优化资源配置。我国现阶段仍应维持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市场的巨大作用。     

企业特征、战略差异度和分析师盈余预测——来自中国深市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7-2015年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特征、战略差异度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战略偏离程度越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显性代理成本会增强战略差异度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则会削弱这种影响。从企业特征的角度分析了公司战略选择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对促进市场资源有效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元化的盈余质量效应: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公司多元化会带来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更高的代理成本,预期将表现为较低的盈余质量。采集2000～2008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面板数据,选择盈余管理、应计质量、盈余稳健性、盈余价值相关性、盈余持续性和资产减值计提水平六个盈余质量指标对此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相对地区多元化,行业多元化具有显著的盈余质量效应,公司行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则其盈余质量越低,表现为更高的操纵性应计、更低的稳健性水平及更低的盈余价值相关性。这为多元化的代理成本与多元化折价找到了新的证据与解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应更加关注多元化公司的盈余质量及其盈余管理动机、方式和影响。     

盈余持续性特征与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经济影响分析

文章对公司的盈余成分持续性及股价反应进行研究,发现相对于应计盈余,现金盈余有较高的盈余持续性及累计超额报酬解释力。进一步分析应计盈余最高和最低组在事件日前后累计超额报酬的表现时,发现了二组呈现交叉反转的现象。最后发现我国投资者不能完全理解盈余性质差异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按应计盈余大小构建的套利组合能获取18%的超额收益。     

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CEO权力与会计盈余质量——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分析

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CEO权力等情境因素,研究了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样本自选择问题后,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具有显著的盈余质量提升效应;进一步考虑CEO权力对企业自愿披露决策的影响后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质量效应受到CEO权力大小的制约,当CEO权力较大时,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会计盈余质量的正相关关系不再显著.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信息环境,提升了会计盈余质量,但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质量效应呈现出异质性和情境依赖性的特征.     

非创始人CEO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通常由创始人兼任企业CEO，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由于创始人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创始人会放弃兼任企业的CEO转而寻找外部职业经理人，由此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创始人、外部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逐渐产生对企业提供高质量盈余信息质量的需求。文章以2009—2016年我国A股创业板市场的336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盈余持续性、盈余反应系数以及盈余管理程度测度盈余信息质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非创始人CEO和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创始人放弃兼任CEO显著提高了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相对于企业内部非创始人股东担任CEO而言，来源于经理人市场的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作用更强；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信息压力较大时，非创始人担任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被削弱。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企业提高盈余信息质量的动机之一，同时这种动机也会受到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     

区域经营环境、会计盈余质量与公司债定价

以2007²014年发行一般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会计盈余质量的代理变量,应用OLS的方法,从区域经营环境的视角,研究了会计盈余质量与公司债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会计盈余质量越低,债券投资人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越大,投资人要求的风险补偿就越高,发债公司的信用利差就越大。相比于区域经营环境差的地区,在区域经营环境好的地区,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外部监管机制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盈余质量,降低发债公司的信用利差,因此,区域经营环境可以显著降低会计盈余质量与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会计盈余质量和公司债定价领域的学术文献,而且为区域经营环境作用于公司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私募股权投资下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基于PIPE投资的经验研究

私募股权投资已成为活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因其高度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带来的公司治理优化效应日益受到广泛重视。但是,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发现:由于契约短期性等限制,私募股权的参与并未发挥公司治理优化效应,反而加剧了正向盈余管理;私募股权参与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更隐蔽,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盈余管理兼而有之,且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要高于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声誉、是否联合投资等私募股权特征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据此,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在优化公司治理、净化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相关制度设计须兼顾有效约束私募基金因投资契约而做出的短视行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演变与效果实证

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回顾和梳理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相关政策,充分体现出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方面从“谨慎”到“鼓励”、从“严格”到“简化”、从“起步”到“完善”的演进性变化过程。实践和实证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特别是“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指引,其政策效果也在不断被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外汇管理体制和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的放松、相关支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对外投资中环境保护政策的引导,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总体政策效果明显,说明实施鼓励推动中国“走出去”的政策效果与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初衷相符合。     

绿色创新、企业声誉与盈余信息含量

绿色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绿色创新企业短期内却承担着投资者盈余预期偏低的压力,亟须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将创新质量及其盈利性及时、可靠地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以2010—2017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创新对盈余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声誉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创新的高成本和外部性降低了分析师对主营业务收入和每股盈利的预期,导致资本市场短期内的消极反应,从而降低了盈余信息含量;相比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绿色发明专利的企业盈余信息含量更低;良好的声誉能够弱化这种消极反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声誉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有效;绿色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可持续性。研究结论表明,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态度较为消极,利用企业声誉评价机制缓解资本市场对绿色创新成本的负面情绪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绿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上述经验证据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激励企业绿色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并购绩效与政企关联

并购重组作为企业扩张与改革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以我国2011—2013年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比研究法和因子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从盈利、每股指标、偿债、运营四个方面对公司并购前后的绩效进行评价,并从政企关联角度出发,研究政企关联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企关联与企业并购绩效负相关,且政企关联强度越大,并购绩效越差。指出政企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降低并购后资源整合的效率,旨在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提供支持。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敏感度和股权结构

文章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高管薪酬如何受到盈余管理后的盈余影响,发现公司普遍通过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投资收益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进一步研究了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行为和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低于非国有控股、股权分散的公司。说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对薪酬业绩敏感度没有治理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     

所有权结构、长期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则寻求盈余管理的逻辑关系,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所有权结构,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执行资产减值准则时的区别所在及其根源,并提出两个假设。H1新准则颁布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则的应用仍然受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H2所有权结构的差异,导致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则时有差异。为检验这两个假设,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利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销减值长期资产以实现扭亏等盈余管理动机的情况;所有权结构的不同对企业准则的执行也有影响,国有企业利用“转销”减值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低于民营企业。     

我国创业板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检验——与深市主板A股的比较分析

以我国创业板2010年度数据为依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同期深市主板A股公司进行对比,实证检验了我国创业板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结果显示,2010年创业板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确实比主板A股公司强。从创业板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考虑,更需要规范其盈余管理,进而改善和提高其盈余信息质量。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我国房地产业股价波动长记忆性的R／S分析

房地产上市公司股票一直是各类投资基金重要的资产配置对象,因此,对其价格波动的定量特征进行精确的刻画和描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我国上市公司房地产行业指数和万科A股日收益数据为实证样本,运用重标极差法（R／S）探讨房地产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长记忆特征,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存在显著的长记忆特征,且行业总体的长期记忆强度明显高于个股;与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的长记忆程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