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被压抑的族群身份认同逐渐复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对各族群文化的自觉追溯与探寻。这一文化寻根现象最初显现为文学表述空间由政治转向文化,后在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寻根意识与现代意识得以强化,又由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潮流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成熟。     

寻根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思潮

寻根文学虽然表现形态十分复杂,但它却是与时代一起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激进主义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流。这种时代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寻根文学,无论是它的发生还是文化选择,都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息息相关。寻根文学与其他知识生产一样,都是80年代的精神产物。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能够比较容易厘清寻根文学在文化背后隐藏着的真实面目。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日本生命伦理争论 ——读洛克《双重死亡:器官移植与死亡的再造》

在日本的生命伦理学史上,一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且持续近20年的关于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争论,构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北美人类学家洛克将这场争论置于北美与日本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加以审视,撰写了《双重死亡:器官移植与死亡的再造》一书。在北美和日本,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议题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公众反应。通过从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本体论、身体的商品化、"生命的礼物"的暗喻等层面的跨文化的比较,洛克指出:大多数日本人受到其传统与文化的限制而不愿意接受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然而,同样地,正是由于其传统和文化的基础,大多数北美人相对容易地接受了脑死亡和器官移植。基于对洛克作品的阅读,本文认为: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能够为理解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生命伦理差异,提供重要的洞见。     

西藏新小说之于寻根文学思潮的意义

西藏新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扎西达娃、色波等少数民族作家为代表的西藏作家创作的一类小说。本文以西藏新小说为研究对象,将它置放在寻根文学背景中,审视西藏新小说关注西藏地域文化、进行形式探索两个突出特点,以此呈现西藏新小说之于寻根文学思潮的意义。     

中国朦胧派诗歌与美国后现代诗歌之背景及思想比较

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去比较中国朦胧派诗歌与美国后现代诗歌的创作背景及思想，其目的主要是探究20世纪下半叶东 西方文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共同与不同的特质，从而为跨文化下的东西方文化增进了解与互通。     

地域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范式意义——评《情源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

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的勃兴,可以看作是“反思文学”的一种延伸和拓展。文学从整体性的人类文化审美空间出发,以民族文化及覆盖在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为支点,探寻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空间。作家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     

跨文化个案研究——“垮掉的一代”与佛禅

20世纪50、60年代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在美国传播和发展与反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其始作俑者是“垮掉的一代”。垮掉派的作家们普遍接触佛教，在禅佛教中为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寻求合理的依据和方式，也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寻求新的方法和思路。东西方文化由此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交融局面，为20世纪跨文化交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个案。     

寻根·拔根·扎根——90年代以来新乡土小说的流变

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小说家们在20世纪末前后以一种闯入意识暗区的荚学冲动表达着他们内在的文化焦虑.截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并使其与80年代文化"寻根"进行精神脉络的衔接,能使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围绕着根性内涵的演变而清晰呈现出"寻根"、"拔根"、"扎根"的精神探求特征和文化命题的衍变.这对当代乡土小说的研究无疑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时段与内涵主线.显示了其难以替代的研究优势与价值.探察90年代乡土小说,以"寻根"为研究起点.以根性内涵的演变为研究视点,可以使我们获得双向的重要收获:对内,我们可以把握到小说家扎根民族、民间文化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向外则可以获得促成90年代乡土小说演变的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到这种转型不仅与当代乡土中国的现实变革有关,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命题还有其普泛意义.     

日本二战后历史学脉络中的中世国家史研究

日本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世国家史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战后初期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中世国家史研究的主题是以幕府为中心考察日本封建国家的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权门体制论”的提出,长久以来盛行的公武对立史观得以克服,中世国家并非仅由武家政权构成的认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后在批判和继承“权门体制论”的过程中,“东国国家论”成为探究日本中世国家体制的另一重要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国家论”,到20世纪60年代统一公武的“权门体制论”,再到20世纪70年代重提幕府独立性的“东国国家论”,战后日本的中世国家史研究呈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永原庆二、黑田俊雄和佐藤进一这三位代表性学者,各自在不同时代先后引领了研究潮流,与日本左翼史学国家理论在战后三十年的阶段性发展轨迹相呼应。     

人类学视阈下凉山彝区现代道路建设及其意义探析

道路兼具物质性、空间性、社会性和连通性等特征,它既是一种物理实体的有形物质文化,也是一种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道路是凉山彝族社会转型的重要载体,可视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之一。道路的连通性使得彝区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无限延展,进而扩展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中。凉山彝区的发展也因道路而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构建自己的现代性。凉山彝区公路建设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建设目的及意义,民国时期乐西公路的建设与民族国家建构密切关联,新世纪雅西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关,而在建的高速公路以及成昆复线与国家的稳定脱贫政策,以及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     

彝族民间故事的现代价值

作为彝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民间故事表达了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至今还具有积 极的思想意义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彝族民间故事是提升大众道德素质的思想宝库、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经典教材、陶冶大众 情操的精神养分、提高艺术创作水平的可贵参考、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厚土壤。作为具有不可再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彝族民间故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彝族民间故事的现代价值

作为彝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民间故事表达了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至今还具有积 极的思想意义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彝族民间故事是提升大众道德素质的思想宝库、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经典教材、陶冶大众 情操的精神养分、提高艺术创作水平的可贵参考、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厚土壤。作为具有不可再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彝族民间故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彝族“都火舞”的身体表述与文化内涵

“都火舞”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一种节庆性舞蹈，它始发于原始社会时期，体现了彝族人民“尚火”的观念。“都火舞”以“逆时行走”为主要动作特征，展现了彝族女性庄重、矜持的气质。这一动作特征和气质是彝族发展史中女性形象、地位转变的文化内涵在身体表述中的呈现。     

“虎族”与“鹰之子” ——彝族的两种身份表述

彝族作为多民族群体的成员之一,其身份表述问题同样关涉着中国多民族文学族群身份问题的研究。从《梅葛》《勒俄特 依》等彝族史诗出发,结合当代彝族文学作品及音乐作品等,对照解析了“虎族”与“鹰之子”两种不同的表述类型,由此对彝族 自身的身份表述做一个整体的观照。     

论阿库乌雾旅行文学《凯欧蒂神迹》中的世界主义思想

文学是生活和时代的审美反映，是人类个体和集体经验的文化表征。阿库乌雾作为所在区域民族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 里的一员，从未因为肩负这几种角色而产生内心的冲突，诗人通过诗歌叙述了自己的世界主义思想。从三个方面去阐述阿库 乌雾《凯欧蒂神迹》中的世界主义思想：首先诗人对他族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对多民族 文化的广泛理解，主要体现在诗人对美国原住民文化、非洲裔美国文化以及美国其他族群文化的热爱和深刻理解。其次，诗人 与美国原住民文化展开了深刻的对话，从而批判性地思考彝族母语文明并质疑关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固有观念和偏见。最后， 诗人与他者文化认同强化了诗人的道德责任感。只有当阿库乌雾世界主义思想得到应有认识和全面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 更好地理解新世界主义的时代意义。     

智能手机使用中彝族青年集体记忆的危机及对策研究

通过对10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中有关四川凉山彝族群体的报道文本分析,结合对凉山彝族青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实证考察,发现主流媒体报道下的彝族群体形象与该群体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差异,而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生产着媒介记忆,发挥着重要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赋予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和身体操演的全新方式,使得他们在原有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新记忆,同时也遭遇着族群记忆离散、数字化遗忘和过度娱乐化等危机。由此提出生产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作品,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路径,回归文化自信、重塑传统价值等建议,让彝族青年主动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缔造者,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繁荣。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20 世纪中晚期美姑县集市及其功能研究

立足于对美姑县彝区集市进行研究,梳理自近代以来集市在西南彝族聚居区内的历史脉络,找寻集市沿河流和交通要道 呈线性分布规律,进而揭示美姑县彝区集市承担并发挥的社会经济功能,为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集市特征和功能结构,乃 至于彝族社会文化等提供参考。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