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赎刑”

在我国,“经济赎刑”出现较早。《尚书·虞夏书·尧典》:“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这里的“金作赎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济赎刑”。“金作赎刑”就是用黄金赎罪以免除刑法认定应受的刑事处罚。“经济赎刑”则是用钱财赎罚以免除刑事处罚。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赎刑”也较为盛行。仅就罚金一项来说,资产阶级的《刑法》中适用范围很广,连遗弃罪和诽谤罪等条文也规定了处以罚金。英国《刑法》中有罚金条款的竟然占条文总数的90％,日本《刑法》中罚金占条文总数的84％,法律明文规定,可以用金钱赎免刑罚。实质上这就是“经济赎刑”的具体体现。资产阶级的“经济赎刑”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刑法》只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刊法》的任务就是要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适用刑罚中,不允许犯     

浅析新刑法中的罚金刑

罚金刑是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与自由刑及生命刑相比,罚金刑是一种较轻缓的刑罚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演变,人们对罚金刑的认识不断深入,立法和司法上日益重视罚金刑,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罚金刑在新刑法中的适用我国的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是三种基本的附加刑之一,既可附加适用,又可单独适用.修订后的新刑法在总则部分对罚金刑的地位、裁量原则及执行方式作了明确规定,分则部分对有关罪行判     

论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的理论根据

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刑罚理论基础上.根据配刑的报应与功利相统一的理论,对于各种贪利性犯罪、侵害财产性犯罪、轻缓的犯罪以及过失犯罪,都应当规定罚金刑;根据刑罚谦抑的理论,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可以突破刑罚报应性的规定,对凡是适用罚金刑就可以实现个别预防的犯罪,都应当规定罚金;根据犯罪学和刑罚作用的相关理论,对于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而直接造成的犯罪,应当规定罚金刑.我国罚金刑适用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大,对于各种较轻的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应当规定罚金刑.     

浅析罚金刑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案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而未成年犯罪多是一些并不十分严重的罪行,实践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比较普遍,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笔者就对未成年人是否适合适用罚金刑以及如何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适当的刑罚粗浅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中西方社会罚金刑起源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罚金刑并非起源于唐虞时代的“金作赎刑” ,而是萌芽于西周中后期的“货罚”。所以 ,中国古代的罚金刑的起源与西方古代社会罚金刑的起源有本质区别 :西方古代社会在国家产生伊始罚金刑就被大量地规定在刑律中 ,并在刑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中国古代社会在国家产生了五六百年后罚金刑才形成萌芽 ,其在刑罚体系中属于极不重要的刑种。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不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个体权利意识不同和国家的刑罚观不同。     

汉代赎罪问题考述

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材料对汉代赎罪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并对密切相关的汉代赎刑制度作了必要的分析。汉代"赎罪"有三种含义(一)指依照法律条文应处以"赎刑"之罪,是一个概括性的"罪"的概念;(二)指舍弃本刑而易科赎刑或以其他法定的方式除罪,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三)指在法律制度外,通过缴纳钱财、削除爵位、提供战功或劳役及其他途径除罪、减刑。这三种意义上的"赎罪"在汉代一直存在,而其具体内容则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和时代变迁而变化。     

论罚金刑的地位

科学地规定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但可以并科适用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既使罚金刑主刑地位十分明确,而且毫不影响罚金刑对于自由刑补充功能的发挥,还有外国立法可供借鉴,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     

论和谐社会的轻刑化构建

轻刑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也是刑法国际化的要求.应对普通过失犯罪刑罚适当民法化,而对职务犯罪刑罚适当趋重.应进一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过失犯罪普遍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刑,并完善对未成年人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死刑规定,削减死刑罪名,完善死刑的适用条件,取消绝对死刑的规定.     

汉代赎死制度研究

汉代赎刑中的赎死可以区分为"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以及"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主要存续于西汉初期至吕后时期,执行方式主要有以金赎死、以钱赎死及以爵赎死。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在西汉初期鲜有记载,盛行于汉武帝时期,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执行方式则更为丰富、灵活。通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的研究,两汉时期赎死制度的施行情况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两汉赎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罚金刑初探

1.罚金刑是强制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属于财产刑的范畴。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是一种附加刑,它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有关的一些轻罪,我国刑罚分则中适用罪金刑的犯罪共有二十条。我国不仅立法上对罚金刑规定的比较少,适用面很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罚金刑的数量也微乎其微。据某省的统计资料,适用罚金刑和没收财产两项加起来,1985年为十四人,1987年仅有九人。由此看来,我国刑法虽然把罚金刑作为一个刑种规定下来,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传统法文化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限制了罚金刑的广泛适用。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秦人治蜀时期蜀地水利与农业的发展

秦灭蜀后,蜀地开始全方位融入华夏。在这一宏阔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蜀地农业和水利在自身悠久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秦人带来的北方先进文化,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就为汉以后蜀中天府之国的形成奠定了广厚的基础。     

论巴蜀文化对李白侠意识的影响

李白一生以侠客自居,始终保持高昂游侠豪情,这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巴蜀侠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巴蜀地区自先秦以来民众就显得剽悍劲勇、质直好义,表现出原始朴素的侠义意识。秦汉以后,在中原秦赵燕等地豪侠文化的影响之下,巴蜀地区形成以地方豪强为特征的豪侠文化,盛极一时,延绵至隋唐。这样一种浓郁的豪侠文化氛围,对青少年时期李白的性格与个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豪侠的行为特征,并影响终生。     

秦汉时期诽谤罪论考

秦朝时期,诽谤罪的基本内涵是指"非上",即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人身或其言行的非议。两汉诽谤罪的对象有所扩大,定罪多不依法律条文而依据统治者的意志;处罚措施因为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法网更密但君权高于法律的情况日益严重。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医疗事故罪刑罚配置探析

医疗事故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新罪，立法在罪责刑总体平衡的基础上为其配置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法定刑。但经过十余年的实践，逐渐暴露出了其罪责刑不协调的弊端。本文从刑罚配置的原理出发，剖析现行医疗事故罪刑罚设置的缺陷，提出改进和完善的路径。     

秦汉礼制中渗透的神学观念——以河北地区为例

秦汉时期，是宗教与封建专制融合的时代，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对秦汉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秦汉时期许多封建礼制和典章制度，都源于方术及其相关的宗教信仰。而河北地区的燕赵故地，正是神学宗教盛行的地区。以大量史实为基础，研究秦汉礼制中蕴含的神学宗教，可剖析封建礼制与宗教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兜底性条款的限界设定——以非法经营罪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明确性和禁止溯及既往，以此满足国民预测可能性要求，从而为人们行动自由提供前提性条件。法律的稳定性使得刑法一时难以应对社会情势的变迁，为了严密刑事法网，于是刑法条文中出现了兜底性条款的规定。为了满足司法明确性的要求，司法机关对兜底性条款作出补充解释，使得兜底性条款外延不断扩张．如司法机关对非法经营罪的解释是一明显例证。由于司法解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使得国民难以预测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从而限制人们行动的自由。为此，应秉持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中兜底性条款作出合理的限定。     

宋代侦查中的现场勘验初探

世界侦查发端于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司法人员已运用现场勘验方法侦查刑事案件.史至宋代,现场勘验方法在侦查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宋代在现场勘验的侦查实践中,创设了"先静后动"的勘验规则和现场勘验、尸体检验、现场访问三位一体的勘验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了现场绘图技术,这些都证明宋代现场勘验在中国侦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洗冤集录>中关于现场勘验步骤、方法和技术的记载证实,其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而且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现场勘验的侦查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