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对称性论证述评

在产权的分割与整合统一谱系上,“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之间具有方向相反的单向性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具有“对称性”特点.“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两者理论的同源性以及产权效应在量化意义上的等距离性.文章从理论模型、本质属性和定量分析三个方面,系统介绍和分析了西方学者对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现象之间“对称性”的有关论证,以期阐明“反公地悲剧”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研究路径,并为后续产权配置方式的研究提供启发.     

基于反公地悲剧的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反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而目前解决“反公地悲剧”最佳途径是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优化资源配置。当前,要解决中国公立高校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反公地悲剧”现状,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构建一个以教育产权的重新界定、整合、使用以及交易为内容,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公立高校产权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避免公立高校中的“反公地悲剧”现象。     

药品专利保护的博弈分析——兼论“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研究现状

加强药品专利保护才能避免＂公地悲剧＂、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但目前医药产业＂专利丛林＂现象,极易造成专利成果利用不足和上游基础研究被闲置的＂反公地悲剧＂,为此学界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中形成了＂药品专利消极主义＂和＂药品专利积极主义＂两种不同观点,笔者通过深入剖析指出,＂药品专利消极主义＂更具有可信度。     

"公地悲剧"与高校校办产业

运用“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理论,分析了高校校办产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难和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难等现象的根源,指出了校办产业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新型产业管理体制、加强资产委托管理及完善学校产业投入撤出机制等校办产业改革的思路和对策。     

基于公地悲剧的鄱阳湖生态保护研究

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和不合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原因,江西鄱阳湖区盲目围垦和酷渔滥捕等短期行为,造成了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发展缓慢等区域性的环境与发展不协调问题,对鄱阳湖区发展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基于"公地悲剧"的启示,本文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角度探讨造成鄱阳湖生态恶化的社会原因,探讨从产权界定、理清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的治理方案,继而解决鄱阳湖的生态恶化问题,最终从制度上解决鄱阳湖生态安全问题.     

农地产权与我国农村的“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现象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大量农地被以各种开发的名义“圈占”,农民出于理性选择导致蔓延全国的耕地抛荒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基层政府财政供养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乡官”、“村官”的腐败行为,正交织形成了我国农村“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同时盛行的奇特现象.究其根源还在于低效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残缺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将农地集体所有上升为农地国家所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农地使用权,引导和鼓励个体农民在产权清晰后以自愿的方式,重新走向多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联合,大力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等是消除这两种“悲剧”的必由之路.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财政分权与安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基于2007—2020年安徽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从财政自主度、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三个维度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安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安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这一负向影响效应仅限于安徽再生型和成熟型的资源型城市,而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的影响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环境分权水平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弱化财政分权对安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利影响。优化省内财政分权体制、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策略以及提升环境分权水平能进一步推动安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公地悲剧"与产权调整模式的思考

"公地悲剧"的产权模式表明了产权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相适应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效的产权制度必然促使成本与收益向行为者集中.产权结构调整与产权束调整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无论何种方式的产权制度变革都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其调整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权效率、增加产权主体收益.     

"公地悲剧"的治理之道

“公地悲剧”源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利用方式。公有的土地制度可以在改革传统的政府主导(或控制)型的实现方式的前提下,创造灵活多样的受益人自主组织的实现方式,以寻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应。但不管怎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公有土地经营的监督、指导是十分重要的。     

值得重视的城市蔓延问题

揭示了目前中国城市化过程值得重视的现象城市蔓延。认为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无序建设、大学建设由城市中心向郊区的扩张等乃是城市蔓延的主要原因。分析了城市蔓延带来的环境问题,指出城市蔓延将导致城市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湿地资源的浪费,是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了解决城市蔓延问题的相应对策:城市管理者应该转变观念,关注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精明增长”和“紧凑型城市”的理论;注意城市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并加强城市的环境管理等。     

论网络公地悲剧及其解决方式

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制度、产权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根本性基础作用。网络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愈益显露出网络公地悲剧的特征。本文通过对网络社会本质与特点的剖析,阐明了网络公地悲剧发生的危险,提出了网络公地悲剧的预防及其解决之道。     

公用地灾难”与人口资源环境行为

“公用地灾难”被普遍用于描述环境退化问题。处在“公用地灾难”两难处境中的每个人选择的博弈策略是不合作的策略 ,而且他们选择的是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最优策略 ,但是这种策略的选择方式产生的却是社会总体利益的损失。“有限私有产权”和“可选择的政府管制”是本文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主要思路。     

我国行政高成本高负债的"公地悲剧"解析

我国公务人员日益膨胀、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有的地方负债累累,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导致行政高成本高负债公地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以及行政经费预算和支出的不规范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改革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完善公务人员产生、晋升、交流、退出等方面的机制;调整机关人员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限制和取消制度之外的各种特殊权利,使行政经费预算和使用全过程透明化并进行控制、审计和监督;减少行政层级。     

公地悲剧不动点视角下环境罚金刑的完善

借鉴公地悲剧不动点理论,认为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调适＂社会成员的行为趋向,诱导出公地悲剧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不动点。但我国现行环境罚金刑制度却无法诱导出动态变化中的不动点。为此,应采取有效的制度设计,包括加大惩罚环境犯罪的边际成本、实行环境罚金的基准制度以及建立环境罚金刑易科执行制度等来促使动态变化中不动点的诱出,以便使环境罚金刑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惩罚性功能。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研究--来自中国73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中国式分权”带来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文章以我国73个环境重点监测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层面的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不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支出分权的提高都会提高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前者通过“政企合谋”实现,后者则通过地方官员支出的偏向实现,且前者的影响更大,造成上述结果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员考核机制的缺陷,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应该改变现行的地方官员考核评价机制,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等逐步提高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