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饮酒诗看周代的酒礼及酒德

周代是我国造酒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酒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周代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这些诗篇的主旨反映出隆礼、重德的文化精神。其中"祭祀诗"反映出酒与周人宗教生活的关系,酒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体;"宴飨诗"直接描写王室贵族的饮宴活动,体现宗族团结、敦结亲情的礼义之道;"农事诗"表现周代春祈秋报的祭祀礼仪,以及酒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谏酒诗"是对饮酒活动的规谏,体现周代酒德观念对生活和行事的约束作用。     

《尚书·酒诰》与儒家酒德文化

《尚书·酒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具有法律效力的酒事管理文献,对儒家酒德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现象相联系,形成儒家“饮酒亡国”论或“酒祸”论的基本酒德文化观念。其二,对社会酒事行为严加控制管理,为历代专制王朝实施“酒禁”政策提供了儒典圣贤的历史依据。其三,把饮酒行为纳入儒家“礼”的伦理道德范畴,通过酒礼政教活动强化儒家等级有差“礼治”政治秩序。     

诗歌·陶渊明·酒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表现饮酒的诗人,他使酒和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紧密而重要的联系。嗜酒的时代风尚影响了陶渊明,他借饮酒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解放,化解人生的种种感伤、焦虑与痛苦,他在酒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和慰藉。他以自己的真性情和大才气实现了诗与酒的完美结合,达到了酒与诗的最高境界。诗酒合一表现为陶渊明引酒入诗,以酒寄意。诗酒合一使陶渊明更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使其诗文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     

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中有 6 0 0 0多首咏酒及与酒有关的诗 ,酒中或酒后创作的诗数量更多。酒是促进唐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在唐诗中有充分的体现。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有两个层面 ,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 ,一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诗与酒也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酒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唐代诗人的心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唐代文人饮酒诗中的诗酒情缘

中国是一个诗的王国，又是一个酒的国度，美酒与好诗如胶似漆融于一体，创造了中国诗与酒的文化史。诗人们或以诗酒解愁，逃避现实的苦难；或以诗酒自娱，沉溺人生的享乐；或以诗酒寓怀，感慨生命短促的悲凉和无奈；或以诗酒为志，实现人生别样的追求。     

中国酒信的结构体系、社会影响及其趋势特征

中国酒信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加强自信心以把握自然力的心理手段,具有信仰、文化、功能三大结构系统,它顽强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技术、文化习俗和宗教等许多方面。虽然中国酒信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迷信色彩,但它终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日渐式微,直至消亡。     

酒中有深味 欲辨已忘言——品陶渊明涉酒诗之“味”

陶渊明涉酒诗有着独特的内容和特点。通过梳理和剖析,体会到其涉酒诗之“味”十分丰富：从表层观察,是酸辣苦甜之味的体现;从深层审视,它是人情味、政治味、社会味的反映。陶渊明在其涉酒诗中寄酒为迹,诗酒交融,诠释了酒与诗歌、酒与生活、酒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古代酒名“春”字考

我国古代的酒名,出现最多的是一个＂春＂字,关于它的含义,历来缺乏考释。本文从固有名词的词语结构加以分析,认为＂春＂字在酒名中指代酒,这个用法是从《诗经》中的＂春酒＂沿用过来的。依这一文化事象,后人以＂春＂字名酒,其中蕴含有对生活的祝福,春意的生命感发等多重含义,在这个意义上,酒与人的生命意义紧密结合到了一起。     

宋诗的“止酒”主题

宋代的酿酒技术水准有显著的提升,饮酒风习在新的条件下更为普及,"止酒"也成为宋代社会习用语。宋代文献涉及"止酒"的语言遗存多与陶渊明《止酒》诗有关。宋人以"止酒"为主题的诗作展现了对酒和文化人生之关系的认识。有关"止酒"的多种文化态度的表达,反映了诗人们的隐逸思想趣向,也涉及疾病史、医学史知识的积累以及注重养生的健康追求。宋代诗人通过"止酒"透露的文化个性与人生态度,值得文学史家瞩目。宋诗"和陶"风习与"止酒"咏唱,以及与"止酒"相关的社会现象,或许可以看作中国古代酒史以及酒文化史别有文化风味的一页。     

“酒”意“词”情——易安词的“酒”意象及其成因

李清照作为两宋之交著名的女词人,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其词作中多处提及"酒"这一物象。但面对同样的"酒",词人却写下了表现不同情怀的词作,这跟词人自身的人生经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通过从诗酒文化中"人"的境界,来阐释李清照词中"酒"意象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沈周的晚年阅读与诗论——以诗话《吟窗小会》为例

《吟窗小会》是沈周晚年在阅读《瀛奎律髓》等书时所作的诗话,集中体现了沈周追求"自然"的诗学思想,亦为我们提供了沈周阅读、书画创作之背景,是研究沈周及明代吴中文坛的重要材料。     

论周紫芝的《竹坡诗话》

周紫芝的<竹坡诗话>是"论诗及事"诗话体制的著作之一.内容上侧重格律字句和用事考据的述说,其中夹杂诗人的轶闻轶事,诗学见解穿插于闲谈间,有浑然天成之工.通过分析诗歌创作、诗歌鉴赏揭示其丰富的内在涵义,从对诗话风格的探讨中进一步探索其深层意蕴.     

从文化视角解读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

苏珊.巴斯奈特将诗歌翻译置于自己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观视阈下,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对巴斯奈特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源头和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剖析,阐述了她的"种子移植"论对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翻译的启示意义,并揭示了其诗歌翻译观的局限性。     

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东方智慧下的生命时空和汉语写作——论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

学者型的诗人任洪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智慧＂,其对新诗与传统、时空状态及生命写作、汉语个性与文化意蕴、＂诗学＂重建及其历史关怀问题的关注,构成他的＂汉语文化诗学＂理论的主体,这是任洪渊诗歌观念的历史构成,也提升了他的理论高度,扩展了他的写作空间。     

白洋淀诗群的新诗史意义

“文革”语境中的白洋淀诗群是20世纪中国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白洋淀诗群是对“文革”主流诗歌写作的一次背离和反拨,它重新确立了诗歌本体的独特存在,坚持了个体主体性和个性化的声音,并运用现代诗歌技巧,隐喻、反讽、悖论、意象叠加和重合,表现内心世界的荒诞意识和对理想的追寻与探索。     

第一人称指示词隐显模式:汉英诗歌的文化比较

汉语诗歌中常常隐去第一人称指示词,英语诗歌则不然。两者迥然不同的第一人称指示词隐显模式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本文着重比较了第一人称指示词所反映的汉英两种文化在宇宙观和人伦方面的差异,以期引起人们在跨文化欣赏和译介诗歌时充分重视汉英诗歌中第一人称指示词的隐显模式。     

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

北宋熙丰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诗坛以其文化特性而为人瞩目,承载了政治、思想学术等文化意义的洛阳诗歌的形成,与司马光、邵雍等洛阳诗人的政治家、道学家身份和他们的并非纯文学意义的诗歌观念有关。本文对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他们总的倾向虽然是重道轻文,但并不否定诗歌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性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作用新探

长期以来,在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中,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没得到充分肯定,有失客观。事实上,遵义会议前,周恩来与"左"的阵营分离,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在会中,周恩来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落实会议精神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造士·选士·命士 --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二)

先秦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文化群体."士"的指称对象.在西周初年,主要是"殷遗"或周邦以外的"有方"人士.由于周人需要培养自己的官司民守,"士"要领的内涵也就发生了转换和锐变.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周人各级教育网络所具有的"造士"功能.周代教育十分完备,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平民不乏受教育的机会.周代士子受教科目,包括"德行"与"道艺"两类;其培养目标就是德艺兼备,"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文武兼能之士.周人以射礼选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周代选士,有相应的爵命制度,胡有"命士"与"庶士"之别.周代士人的培养、考选与爵命之制,决定了他们作为新型知识群体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