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在元史学上的贡献及影响

钱大昕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发掘金石资料，为后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资料基础。钱大昕重写《元史》，所撰《艺文志》及《氏族表》沾溉史学界，所论元代重大政治、文化问题，影响甚大     

钱大昕与清代金石考据学

钱大昕作为清代著名学者,不仅在史学、语言文字学、历算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在金石考据学方面也是成就卓著。在其有关著作中,钱氏详确地阐释了诸多深涩难懂的金石文献的文本意义,归纳并揭示了多项金石文献的行文惯例,考察并说明了某些重要的金石文献的真伪与完缺,并进而利用金石文献的考索成果,补正了传世典籍的阙误。他的学术成果与研究方法推动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长足发展,对后世的学术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钱大昕学术思想述评

清代学术大师钱大昕一生治学严谨，著述颇丰，他于天文、历算、地理、金石、制度、音韵、训诂、史学、诗文及少数民族文字等多门学科均有建树，其史学成就尤为辉煌     

钱大昕与清代音韵学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江苏嘉定人。生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卒于嘉庆九年(1804),两百年来,许多从事文史工作的学者,十分景慕这位博学深思囊括万象的一代大师;一致钦佩这位治学勤奋精博无涯,了不起的杰出的学者。钱大昕为乾隆十九年进士。初以辞章闻名,既乃精研经史,博及群书,凡经史文辞、音韵训诂、文字金石、地舆天算,无不洞晰精研,且蔚为著述,所著达三百卷之上。清代     

读《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札记

<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是元代中外关系史、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献.首先发现这方墓志的是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他以此碑考订<元史·成宗纪>行年纪事,认为当时中国与西亚关系密切,"使命往还,来往不绝".而杨枢送使西还,事在大德八年,<元史>确有记载,如"诸王合赞遣使来贡珍物,即其事也",可见此碑的文献价值.由于年代久远,碑志中的典章政事大都淹没,今作诠释以备读此碑者参考.     

《孝经》名义考--兼及《孝经》的成书时代

本文根据出土文献、金石郊资料以及上古名书的习惯,考证"孝经"一名系取自<孝经·三才章>首句"夫孝天之经"的关键词,旧时所谓<孝经>之"经"有"经典"、"常道"之义皆为误说.解决了<孝经>成书与题名的关系,肯定了其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传统说法.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当代古籍整理的精品——《嘉定钱大昕全集》

１９９３年,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文和同志受上海市嘉定区政府委托,编辑整理《嘉定钱大昕全集》（以下简称《全集》）。１９９７年编成,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全集》由钱大昕著作、钱大昕佚作、传记资料三部分组成。清代江藩称钱大昕为“一代儒宗”。近人陈寅...     

钱大昕佚文及"地"字古音考

国家图书馆文津阁所存臧庸《拜经堂集》中收录清朝乾嘉时代经学大师钱大昕的一则书信,未见于目前已出版的钱大昕的各种文集中。书信篇幅虽短,但其中涉及到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包括钱大昕与臧庸等人的交游过程以及钱大昕关于"地"字上古音归部问题的观点等等。其中,钱氏关于"地"字古音归部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了他考求上古韵部的原则和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简论钱大昕《说文》研究的特点

清代是《说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况空前,名著迭出。钱大昕是清代《说文》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其《说文》研究的特点主要有四：发明条例,揭示规律;因声求义,形音义互求;广征博引,言必有据;校勘考订,辨别真伪。钱大昕的《说文》研究反映了清代乾嘉学派的学术风尚,对今天的《说文》学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孟子注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在中国辨伪学发展进程中,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钱大昕对乾嘉士风与学风的批判

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影响士风、学风,以期扭转士习之弊。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     

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

金石本是两种物质名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它具有特定的含义。“金”,主要指商周时期的铜器及其铭文;“石”,则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金,也称“吉金”,取坚固之意;石,也叫“乐石”、“嘉石”、“贞石”,意为质美。金石二字连称文献最早见于《墨子》。石刻则见于秦琅邪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对金石的研究,我国有长远的历史。北魏郦道元;南朝梁刘之遴、刘显、刘杳;唐封演、苏頲、陆广微、元行冲等都是有贡献的学者。但当时极少专门著作问世。到宋代收藏和研究金石成了官僚文人的一种雅好,其人数之多和成就之     

走进《江格尔》研究的历史新时期——读贾木查主编《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

贾木查主编的<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是目前中国和世界各有关国家<江格尔>研究的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此书对<江格尔>版本和研究成果的历史性考察和整体性研究,使<江格尔>研究达到一个新的科学研究平台.新译本<导论>对<江格尔>产生的历史文化原由、源流、主人公生活原型的考察和研究使该书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和趋同,所提供的25章文本具有国际性、完整性、文学性、导读性和拓展性.     

话语的艺术——论废名小说《桥》的叙述策略

通过对废名经典作品<桥>的叙述学分析,考察<桥>的叙述文本、叙述者、叙述时间,从一个侧面阐述<桥>的话语结构特征.同时也对<桥>内容和形式的独特性成因作一定的探索.     

曾巩《金石录》编撰思想述略

曾巩所集《金石录》五百卷虽已散佚,但通过他留下的十四首金石录跋尾却可略窥其《金石录》的编撰思想。其编撰目的是载录史料;编撰方法是考定补正;编撰态度是严谨认真;编撰作用是传道说理。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吴方言词语考辨

文章运用活的方言与文献材料互证的方法,对"和(和身)"、"做(做头)"、"累"、"哄"、"掩"等吴方言词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辨,辨析了这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考证了它们的本字或来源,分析了它们古今演变情况,纠正了一些学者的错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