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治理对策：一种劳动经济学分析视角

矿难频发已成为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毒瘤”,必须加以根本性的解决。运用劳动经济学的享乐工资模型分析中小煤矿矿难事故问题,指出矿工的特定劳动供给行为和矿主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劳动需求行为共同构成了矿难事故的成因及条件。因此,治理矿难必须从调整矿工的劳动供给行为与矿主的劳动需求行为两个方面入手,即在享乐主义工资模型动态化的基础上提出对应的治理对策,方能达到治本的目的。这些治理对策包括改善社会整体就业环境、提高矿工整体薪酬水平、逐步提高矿难死亡赔偿标准等。     

关于完善煤矿安全生产刑法保障机制的立法构想

近年来,我国矿难事故频发,煤炭生产行业为片面地追求高产值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预防矿难事故,我们必须求助于强有力的刑法手段,相应地加大刑法在煤炭安全生产领域里的调控力度,在刑法中独立设置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罪,强化对煤炭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使煤炭生产企业和有关人员不敢再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矿工的生命安全.     

政府治理私营煤矿外部性问题研究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私人承包煤矿外部性不经济导致矿难频发。初步探讨了私人承包煤矿外部性不经济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并通过征收“矿工人身安全税”和增加死亡赔偿金规制的手段,以及政府加强监管来解决私人承包煤矿外部性问题,促进私人承包煤矿外部性内在化。     

朔州矿难新闻传播分析

2005年3月19日,山西省朔州细水煤矿发生爆炸,导致了72人死亡的特大事故。这次事故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大,《人民日报》也进行了连续性的报道。本文通过对《人民日报》自3月19日之后对于这次矿难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来探究朔州“3·19”矿难的社会传播过程,从而思考山西政府、朔州地方政府的公共关系工作。>新闻报道的过程及形式1、时间。报道频率呈现由紧渐松的态势。矿难发生后的1周内报道密度最大,从3月21日第一篇对于矿难的报道,到3月26日,总共发布了4篇直接针对“3·19”矿难的报道;之后的报道都是间接提及矿难的,4月份报道减少,有2篇,5月…     

转型期乡土法律文化对乡镇煤矿安全法制影响力考察

当前,乡镇煤矿事故频繁发生,成为煤矿安全监察的＂老大难＂。由于乡镇煤矿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乡村、小镇一带,矿工大多来自本地农民工,因此,解构转型期乡土法律文化,从另一视角研究乡镇煤矿安全法制,对我国乡镇煤矿立法不无裨益。转型期村民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有其特殊性,当前关于乡镇煤矿的法律制度不完备,乡村维权机构与设施不合理。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对乡镇煤矿立法时,应遵循法律文化生成机理,并对立法技术进行改进,还须增设乡村维权机构。     

中国矿难原因和治理的研究综述

中国矿难频频发生，政府政策不断出台，许多学者也在不断研究。国内学者对矿难的研究都是探析原因提出对策。综合看来，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煤矿企业、煤矿职工、政府及其相关安全管理部门三个利益相关者出发，研究了煤矿企业在煤矿安全管理中的失责；煤矿职工在煤矿安全管理中的失效；政府及其相关安全管理部门在煤矿安全管理中的失败。     

马克思对矿难的伦理阐析及其启示

劳动权利、义务异化是异化劳动不道德性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马克思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矿难问题的两大伦理维度。在马克思看来,矿工劳动权利,尤其是健康、安全权严重缺失是矿难的实质所在;资本家草菅人命是造成矿难的根本成因;资产阶级政府不作为或消极作为是造成矿难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劳动权利、义务观启示我们,防治矿难,克服异化劳动是根本要求;健全完善机器设备,积极发展大型煤业集团,加强“安全民主”建设,扫除不道德煤矿资本的权力靠山是重要措施。     

执法成本、政企合谋与煤矿安全——基于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实证分析

在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以2008年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为样本,运用Logit模型分析煤炭行业政企合谋的防范机制以及影响合谋导致安全事故的因素。结果显示：煤矿企业产出与企业性质对合谋导致事故发生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发生安全事故的煤矿企业产出越大,该事故越有可能是由于规制者与煤矿企业之间的合谋,而国有煤矿产出的增加可以抵消其国有性质对合谋导致概率的正向影响。同时,通过把煤矿企业的产量决策以及地方政府的执法成本引入模型,为理解政企合谋与煤矿安全事故之间的关系提供证据。     

矿难频发的原因何在?

我居住在没有煤矿的城市,但我一直关注着矿难事件,因为矿藏是国家的财富,矿难中罹难的是我们的同胞,矿难频发已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影响。我相信,一切有良知有同情心的人都会对矿难寄于关心,而不是冷若冰霜。近年来, 矿难事故接二连三,特别是去年10 月份以来,煤矿特大事故连连发生, 春节期间辽宁省孙家湾煤矿的爆炸声更是震撼人心。这是近50年来最大的事故,死亡214人。在和平环境,这是令人惊心的数字。     

以矿难为例论舆论对各种灾难的预警功能

矿难是当今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其主要社会原因是,矿主和与煤矿有非法经济关系的官员欺上瞒下,致使监督部门无法深入矿区及时地了解煤矿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因此,媒介作为整个社会预警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肩负着舆论预警、反映社情民意、及时制止矿难发生的重大职责;而矿工,是抵制矿难发生的潜在力量之一,我们有必要在制度上提高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并为其提供与其他社会群体对话的话语权。     

煤矿企业人因事故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针对煤炭企业人因事故多发问题,采用聚类分析法把人因事故原因归结为6大因素,而这6大因素通过灰色关联度计算后得出以矿工素质因素、矿工心理因素和管理因素为主,提出预防人因事故的＂意识——学习——环境＂相结合的安全管理模式。研究结果为减少煤炭企业人因事故的发生有指导意义。     

核事故应急管理中地方政府与核电企业间的演化博弈分析

核事故的应急管理工作涉及大量的人员和部门。因为认知结构、偏好和利益动机不同,各决策主体必然会在决策行动中产生一定的冲突与合作。对各决策主体之间这种冲突与合作的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应急管理者在冲突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核事故应急管理中地方政府与核电企业间的决策行为博弈模型,分析了其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核事故应急决策提供政策建议。从演化博弈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核电企业关于核电厂运行情况的信息共享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及时对核事故应急管理进行积极整合。通过降低核电企业事故处置的成本,有利于核电企业将公众和环境安全放在事故处置的第一位。     

中国古代煤矿史的基本脉络和煤炭开发利用的主要特征

中国煤矿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煤矿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是煤炭的发现与早期开发利用阶段;西汉至南北朝是煤炭开发利用走向成熟阶段;隋唐至元是煤炭开发利用的普遍发展与长足进步阶段;明清时期是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鼎盛阶段。这是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利用的基本脉络。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民生日用燃料需求、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政府的监管制度与措施、古代煤业工人付出的重大牺牲和做出的贡献等,都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煤炭业发展和进步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军队办窑、寺院开矿,煤炭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以及后期煤窑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也是研究古代煤业发展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农村宅基地流转中政府定位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分析了宅基地流转中政府与农户、村集体及用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运用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在宅基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各个利益方目标函数不一致,因此地方政府在宅基地的流转规划中应尽量顾及到农户、村集体和用地企业的利益,从而使宅基地流转可以有效进行下去,并提出政府应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发挥监管作用及搭建流转平台等形式来参与流转。     

地方政府引导下的集群区域品牌协同创建演化博弈分析

集群区域品牌象征了一个区域内产品或服务的形象和声誉，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创建区域品牌并不是在所有地方产业集群内均能取得成效。借助演化博弈论，建立地方政府引导下的集群区域品牌协同创建演化博弈模型，从动态角度分析演化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博弈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补贴对集群企业协同创建区域品牌具有激励作用；大型企业投资份额、企业间的协同效应系数以及对“搭便车”企业惩罚力度的增加有利于区域品牌的协同创建，而总投资成本的增加会阻碍区域品牌的创建。     

房地产宏观调控中的三方动态博弈问题

城市房价飞涨正在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央政府有必要对此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本文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委托-代理、管制-被管制的博弈关系,重点分析了中央政府监督成本、地方政府设租概率和房地产企业价格合谋概率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指出房地产企业价格合谋和地方政府设租的现象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长期存在,但这两者对于中央政府都是可控的.建议中央政府在设计房地产宏观调控机制时,应着重降低对地方政府设租行为的监督成本.     

地方政府、农信社合作博弈下的信用村建设

信用村建设已经成为目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新举措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合作博弈模型,将地方政府和农信社作为博弈方,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分析了郁南信用村建设这一案例,认为：在信用村建设上,只有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威信等优势与信用社的资金、专业人力资源等优势相结合,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才能更有效地促成信用村的创建,发挥信用村建设在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中的作用。     

基于博弈论的基本农田保护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认为在现有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博弈的结果为地方政府会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中央政府保护基本农田的目标难以实现。中央政府在制度创新时,应注重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建立良好的违法查处机制。对于地方政府保护基本农田的敷衍行为,中央政府应设法降低检查考核的成本,采用遥感等先进技术对土地进行动态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