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性行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与生态自觉

逆全球化中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体现为道德人格缺失引发信任危机、经济理性膨胀导致人性物化、消费主义泛滥致使价值错位,它表征着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与理性精神的衰落。经济人需要一种生态自觉,将人、社会与自然纳入整体性关系之中,自觉转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生态经济人。生态经济人是经济人面对伦理困境的一种自我革新,它具体表现在生态人格、生态理性与生态消费等方面。生态经济人重视生态人格,以实践中的生态人为基础,自觉遵循社会生态系统各领域的规范性约束,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抵制极端利己主义,自觉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生态经济人注重生态理性,以价值理性、交往理性、实践理性为根基,在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中发展人的丰富性,反对用同一性思维来压制他者的差异性,自觉克服狭隘的价值偏好。生态经济人强调生态消费,注重生产、消费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高效简便的能量交换机制,追求绿色简约的生活方式,自觉提升人的自由能力。     

道德困境的价值论思考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打破了中世纪的枷锁,随之工业革命带来社会飞速发展,社会财富巨大增长,但人的道德却产生巨大的滑坡,一方面是受思想的变革所影响,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变革左右了人的道德滑坡。经济发展带来的“理性经济人”观念把利己美化了,使传统理性中的“德性”遗失,道德失去了他的目的,即内在善——德性。因此,道德的回归,需要重新把德性提升上来,重建德性伦理是走出道德困境的一条出路。     

法经济学之“理性＂解读

本文通过对法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理性经济人，即个人利益最大化之“理性”进行经济史上的梳理，把经济学上的理性回放到哲学的视域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法经济学之经济理性进行了粗浅的分析．认为经济理性在近代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     

对“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几点质疑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说,充分论证了“经济人”的理性是如何追求并达到自利目的的。“理性经济人”使得经济学理论研究更趋“科学”化成为可能。然细究“理性经济人”的内涵,我们发觉颇值推敲。     

论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

作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人”与“政治人”假定都有其不足之处，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制度研究在某些方面的无效性。本文在扬弃“经济人”和“政治人”假定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制度人”假定，并以此为基点，试图解决传统社会学制度研究中社会制度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困境，为制度社会学在当代的建构提供新的思路。     

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区别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以严格的工具理性计算行为成本-收益,抛弃了经济人假设中的行为动机与道德价值考量。但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过多强调经济组织与集团成员个体的自利动机而造成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混淆,由此导致学界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力薄弱,不能解释经验生活中慈善与宗教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行。研究发现,澄清奥尔森理论中的自利与理性、选择性激励和道德性激励的关系,可知利己与利他、选择性激励与道德性激励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统一,这极大丰富了奥尔森集团理论的解释力。     

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来自黔东南W侗寨的田野考察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W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种植水稻、稻田养鱼、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种植油菜等。农民充分利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相契合。W侗寨人的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     

经济人假说的理论回顾及其启示

经济人假说自18世纪末斯密提出“经济人”思路以来,经历了由“古典经济人”到“新古典经济人”再到“新经济人”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完全依赖于功利主义得到的学说而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则逐渐脱下了功利主义道德经济论的外衣,日益被抽象为数学晶体式的理性经济人。近30年来,经济人假说在非经济领域得到拓展。尽管经济人假说常常遭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责难,但其顽强的生命力却带给人们多种理论启示。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剖析

为研究公共行政人员的职权行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规范的方法对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产生的困境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经济人”或“公共人”的人性假设无法解释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而“利益人”的人性假设正与行政人员多样化的行为选择相契合，并且有力地解释了行政人员在行为选择中所产生的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组织负责、对岗位职责负责还是对社会职责负责、对个人正当权益负责还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制度伦理建设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救治，才能化解行政人员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困境与张力：鲍曼后现代语境下的道德之维

齐格蒙特·鲍曼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家之一。鲍曼以批判的视角来审视现代性的伦理困境,揭示出理性的普遍实践恰恰造成了非理性的伦理后果;并从后现代视角对道德现象进行了展望,进而提出构建一种体现"道德向个人回归"的后现代伦理学。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确立过程,充满了理性的迷茫。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就其实践创制和理论建制而言,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观念"之所以力图将自身设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其初始动机和抱负,就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现代性"实践展开的过程所昭示的,是其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省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问题:谁之"现代性"?何种"社会"?这一具有"本体论深度"的诘问,无疑也是处在"现代性文化"历史境域中的中华民族在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应对和担承的艰巨的文化使命。     

回归自主与放权社会：中国农村养老治理实践

当下中国农村养老已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个人和家庭、社会、市场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但养老供给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尚未达成,面临着治理的双层运作、治理的分块运行以及养老秩序的陷落等结构性困境,并由此带来了供需脱节、养老极化以及社会离散等风险。对此,各地在养老治理中不断探索出“政府+村社”、“政府+乡村精英+家庭”、“政府+市场”、“合作社+家庭”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在养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仍需政府合理放权、加强社会动员和增加农民自主选择的空间。     

《庄子·外物》"两陷"解读

《庄子·外物》中的重要概念"两陷",并非指"陷入利害两端",而是指陷入是非善恶两端的价值偏执,从而造成选择上的困境.庄子试图消解善恶是非观念的偏执,"不谴是非",摆脱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虽然满足了一批隐逸之士的精神需要,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和谐的社会秩序必须以良好的道德关系为基础,只有重树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价值信念,才能真正解决"两陷"问题.     

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看经济行为的新理性:互惠性与互恕性

经济学理性主义这一原子化的经济理性受到了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多方挑战 ,而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 (embeddedness)于社会结构之中的 ,互恕性与互惠性嵌入性决定了现实的经济行动。而要探讨其背后的社会伦理的深层结构 ,作为一种尝试 ,或许可以在中国先秦墨家哲学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思想中加以发掘 ,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观所阐发的正是基于道德的价值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的结合。由此出发 ,互惠性与互恕性作为新经济伦理的内在基础才更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     

“经济（关系）决定道德”何以可能

“经济(关系)决定道德”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道德现象基本规律的揭示,其真正实现是一个具体、复杂的过程。“经济(关系)决定道德”有特定的实现形式和适用范围,即经济关系决定社会伦理关系及其秩序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并通过后者的内化对他律性个体道德起间接决定作用,但它不能决定自律性个体道德;而且这一实现过程还需要外在条件的参与,即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还要以“人性”为中介,以“文化”为背景才能真正实现。     

“慎独”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当代 高校德育的启示

“慎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重要的个体修身思想,更是人修身养性所追求的一种道德境界.学习“慎独”思想,有助于转变高校德育工作理念,丰富高校德育工作实践,使高校德育从他律走向自律、从工具走向人本、从适应走向超越,进而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主体意识,关注、满足人的超越性需要,培养“有德性的人”.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个体道德建构

我国当下道德建设,面临主流价值被淡化消解的危机情境;荣辱观在逆转个体道德理想模糊、个体道德底线消解方面,其建构个体道德的基础作用日受重视;八荣八辱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优秀道德传统的传承发扬与超越,因为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确立泾渭分明的是非界限,高举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成为凝聚道德共识的要旨,而具有持之...     

论浙江省的“指数经济”

"指数经济"是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动向。"指数经济"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浙江省作为"市场大省"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指数经济"对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的助推作用,也可以破解浙江省目前正面临的创新层次偏低的发展困境,从而为浙江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继续领先全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