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环境中的语言现象研究——北京人的言说兴趣及其成因探索

“爱说”“爱侃”已成为北京人显著的身份特征和文化性格的组成部分；其言说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趣味和幽默特性，这虽然在表面看来只是一种语言现象，但它所以出现在北京人身上，却蕴含了丰富的成因，而不可仅仅视作一种语言学现象，其形成有着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原因。     

古城建筑是老北京文化的根 ——老北京文化与古城保护的调查与思考

老北京文化与古城保护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专家们对于老北京文化与古城保护之间的关系持有一致的看法:它们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张永和说,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旅游中心,它是一座消费城市,不是工业生产城市.它厚重的历史、城市定位,决定了城里面的古建筑的价值.老北京文化正是从老北京这片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没有了这片土壤,没有了这些古建筑,老北京文化也将唇亡齿落.如果把老北京的建筑都拆没了,别说外地人来北京,就是北京人自己恐怕都不认识北京了.     

地方、记忆与艺术：回到地方场所与往昔的历史经验

艺术作为记忆的一种形式，是人、地方与时间的联结之物。“地方”“记忆”与“艺术”具有层层关联及丰富的意义，“地方”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与交往场所，是人类经验与有意义的“场所”。人类的记忆、想象与认同需要具体场所，而记忆、想象与认同则又重塑地方的“场所精神”。地方艺术连接着人对于地方的往昔历史经验，是人重返地方的记忆之物。地方艺术携带着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集体记忆，并帮助我们重建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在世界民族处于一种松散结构的后民族时代，地方性知识与地方艺术对于身份认同具有重建意义。人通过地方艺术的可见形式，回到不可见的往昔历史经验。人通过充盈着地方场所精神的社会记忆，从而获得故土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地方艺术回到精神所栖息的故乡。     

记忆、认同与想象： 南北宋之际的岁时民俗文献书写

在进行民俗文献整理及文本与生活研究时,需充分考虑到文本的记录与书写如何呈现了记述主体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记忆体现了书写者怎样的身份归属与身份认同,抒发了什么样的家国情怀。因为文化记忆多带有怀旧的情感,在进行文本分析过程中要区分记忆真实与想象真实,即文化记忆中哪些是真实的记忆,哪些是想象添加,彼此之间程度如何把握?南北宋之际出现大量的岁时民俗文献,这些文本书写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记忆,体现着书写者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宿,既有对曾经生活见闻的真实记忆,也有对故国故土的浪漫想象书写,书写过程中饱含着真实生活记忆与浪漫想象色彩。     

从扬州到北京

近年来,“老”字号书籍风靡全国,什么“老城市”、“老照片”之类比比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日常生活的日新月异之际,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怀旧感,一种依恋之情,一种类似于临近搬迁新居时对旧屋的依依不舍的复杂情绪的发泄。因此,这批“老”字号书籍赢得了许多读者的欢迎,特别是久居海外的华人,捧阅“老”字号书籍时,犹如回到了他们久别的故乡,因为他们也许就是这些“老”字号书籍中所描绘的年代离开故土的呢!     

在历史中建构美好的城市——简评《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

城市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空间形态,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多重力量博弈后的发展产物;一个城市的传统和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和灵魂.这些内容构成了历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空间转向”和“空间断裂”,也是中欧学者共同论证“时空契阔”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

所谓“语言认同”是包含名词性的“身份”与动词性的“认同”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一种人为的文化选择。社团语境中的语言认同包括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其语言身份的认同度与语言社团的规模成反比；个人交际语境下语言身份的认同随交际话题交集的不断增大而加强，与语言基调的丰富程度呈正态分布；这些现象是语言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身份认同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心理形成的动力之一。     

老北京人过五月节

老北京人将端午节称为"五月节",与春节、中秋节并称"三节".您可不要小瞧五月节,在我们这些老北京人心中,这可是"大节". 端午节时,南方人讲究“龙舟竞渡”,而明清两代的老北京人则讲究“ 熙游避灾” 。     

生存的“游离”——高长虹小说《游离》存在主义解读

小说《游离》通过主人公“我”个体生存空间、身份认同和情感世界“游离”的叙事,书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命存在形态。对“我”身体在太原与北京、家庭与社会等居无定所生存空间的叙事,揭示了个体因空间“游离”而产生的生存感受与生命体验的一种“游离”形态。对“我”“平民”身份、“智识阶级”身份认知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叙事,表达个体外部身份认同的“游离”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分裂。对“我”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叙事,表达了个体情感世界矛盾而复杂的“游离”状态。     

"老南宁"呼之欲出——老南宁古城文化游泳景观项目即将启动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拔地而起的高楼、整洁宽敞的街道背后,是日渐消失的老街古巷。如何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南宁文化？如何在钢筋水泥中寻找昔日的老城记忆？“老南宁”项目即将启动,我们期待能够拥有一片净土,重温儿时旧梦。     

男权诗学语境中"美人"意象的古典式解读

在中国古典诗词文化中,“美人”意象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审美意象,与封建文人雅士之间建立起来微妙的对应关系,命运之轮将二者的关系拉近,使文人对女性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将这种感慨沉淀成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形成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传统。     

对照记——论都市书写的“镜像”式观照

香港与上海因其在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紧密联系进入学术批评视野。李碧华、黄碧云与王安忆等沪港两地作家的小说作品中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清晰地表达了两座城市在文本中“镜像”式的互涉关系。近年文化界兴起的“老上海”风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香港制造”。出产于香港的“上海怀旧”以“精神还乡”的形式，体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王文芝展演凉山州蒙古族族谱的口述民族志

口述民族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强调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笔者采用“口述民族志”方式开展凉山州蒙古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凉山州蒙古族老人王文芝以“口述民族志”的方式展演当地蒙古族的文字记录与口述记录等各类族谱。从王文芝老人的自我陈述与自我阐释到笔者对口述民族志访谈资料所蕴含的“内隐记忆”的田野阐释，这则“对话式”口述民族志凸显了作为当地蒙古族文化持有者的王文芝的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传达，具体细节化地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彰显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行动选择，展示了凉山州蒙古族社会性身份的构建过程。口述民族志应该为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失落的传承》：一部关于空间、身份、历史的小说

从空间、身份、历史等三方面剖析了2006年曼·布克奖获奖小说《失落的传承》，认为小说塑造了强势文化入侵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占主导的两类殖民空间；反映了后殖民时期印度人民在空间异位下的身份失衡以及作者自身的身份失衡；揭示了历史的“宏大叙述”因为个体记忆而透露出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弘扬了印度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记忆。     

别了，崇文宣武

有着近60年历史的“崇文”“宣武”即将从北京地图上彻底消失，内城四区也由此变成内城二区，旧有的城市记忆将被彻底革新。怀旧的情绪弥久不散，引发了众网友对“老北京”的捍卫、对文化古迹的追忆。毕竟，崇文、宣武所在的北京南城是北京文化肇始之地，难免会有人质疑，“宣武、崇文”名称的消失会对北京城历史文化的延续造成一定影响。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老地名,在城市改建中死去

2005年底,重庆市渝中区111个老地名被正式撤除了。对于那些为在城市里找到一个生存空间而行色匆匆的年轻人来说,这事似乎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对于熟悉它们的老年人来说,那也只是记忆在时光面前又一次的走失。当老地名在重庆纷纷“出局”的同时,南京、杭州以及济南等许多城市,     

解读《喜福会》中的象征意象

在一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往往具有隐喻象征性,使作品获得了表层情节之外的深层意蕴。《喜福会》中"喜福会"代表了母亲们过去记忆的延伸;衣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而吃食则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情感。这一组组象征意象都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维系两代人、家庭之间的纽带,是连接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的桥梁。     

城市文化记忆的媒体呈现研究——以《常州晚报》2015年报道为例

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对地方历史、文化、传统的记录对唤起城市文化记忆有积极作用。在《常州晚报》2015年的报道中,常州城市文化记忆的媒介呈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城市景观记忆的媒介呈现。重大城事记忆的媒介呈现、城市风情记忆的媒介呈现和城市日常生活记忆的媒介呈现。媒体对这些内容有意识的挖掘、精心的策划、多角度的报道与记录可以唤醒市民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有助于重新构建城市文化认同感,提升凝聚力。     

城与乡之间的“边际人”——沈从文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

中国现代小说家往往借助“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和文化立场来表达他们对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多重复杂关系的审视与探究。作为徘徊于现代都市和传统湘西之间的“边际人”,沈从文创作了大量鲜明独特的“外来者”形象，如早期都市小说中的“乡下怯汉”、成熟期湘西小说中的“城市病人”和晚期湘西小说中的“掠夺者”等。藉由这些“外来者”形象，沈从文在小说中实现了都市与湘西的近距离对照与互参，在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进行双向审视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探索和更新着自我在城与乡之间的身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