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

2002年出土里耶秦简中的洞庭与苍梧两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重新思考,推测原定的长沙与黔中二郡实际上并不存在,应以洞庭、苍梧两郡取代之,并适当调整郡界,维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考定的秦郡基本格局。     

秦辽东郡考述

秦代辽东郡相比于战国辽东郡,具体辖区有所变迁,尤其是南界有较大变动.以辽东长城为主要参照物,通过文献史料与遗址遗存相互辅证,可明确秦辽东郡的有关问题.     

秦代地方官员的文书传递职权——以里耶秦简异地同级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由里耶秦简可知,秦代乡官、县属吏、县尉间的绝大多数文书往来,均需经由县令、县丞转送;乡官、县属吏、县尉没有自主收发县外文书的职权,这一权力掌握在县令、县丞那里;县令、县丞能越过所属郡直接与外郡县令、县丞乃至郡守、郡尉以文书联系;目前所见,唯有文书传达目的县未明或目的县为同郡的所有属县时,跨郡的涉县文书才需要通过目的县所属郡的郡守或郡尉来转发;秦代县间的文书往来,一般遵循"县令→县令""县丞→县丞"的对等文书收发原则,但当县令、县丞中一方不在署或空缺时,另一方可代替其处理文书。这一变通亦适用在二者同上级的文书来往中。整体而言,县令、县丞处在秦代地方文书行政中的中心位置。     

秦代“荆”地名的指向——以“南阳”为切入点

对于里耶秦简"户籍简"所涉及的南阳里户口,有些学者主张他们是从南阳郡来的迁徙民,甚至觉得作为里名的"南阳"就是从郡名"南阳"而来的,但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所谓"南阳"并非属于楚地,而且在此地居住的人们并不都是楚人。况且,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的时候,楚"南阳"地区已被秦统治七十多年,那里的居民都变为"秦民",所以在"户籍简"里将南阳户人称为"荆",意味着他们不是从南阳郡来的迁徙民,而是过去在"荆地(楚地)"居住的遗民。这样的推论还可以从"荆新地"及"故荆"的地理界限来证明,即秦王政二十五年时候的南阳郡与南郡一样,已不属于楚地,此时所有的"荆"称呼应指楚灭亡(前223)前后新占领的楚地或其民。     

秦"所取荆新地"与苍梧郡设置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卒史目鸟复攸广隼等狱簿>载录的秦代案例文书,具体反映了秦灭楚国的战争进程与秦时苍梧设郡的历史事实.秦令中称秦"所取荆新地",应指秦攻取楚之"陈以南至平舆"、"淮南"、"荆江南地"等地,是相对于公元前278年秦"越宛有郢"置南郡的楚地而言的;"苍梧"之地由楚入秦为郡,成为秦所取荆(楚)之"新地",不应超过秦始皇二十六年,抑或即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时设置.     

近三年岳麓书院藏秦简研究综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了一批珍贵的秦简,其中包含大量秦律令的内容以及奏谳书、数书、梦书等珍贵史料,这是秦代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近三年来,岳麓秦简经过初步整理,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主要涉及简文释读、秦代郡名、秦律令、《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数》书等方面内容的研究。2010年12月《岳麓书院所藏秦简（壹）》由上海辞...     

“儋耳”沿革及其他

海南岛上最早出现的两个行政区域称为“珠崖”、“儋耳”郡。两郡的得名均由当地的物产、民俗而来。“珠崖”因古代海南是珍珠的产地,故名;“儋耳”因古代当地的人民“耳长及肩”,“绣面文身”而得名。“珠崖”之名久已不传,而“儋耳”则衍变成了“儋县”。     

三山五园周边村落研究综述

学术界关于三山五园周边村落的研究,最早发轫于20世纪初。由于学者们的侧重点不同,研究呈现精彩纷呈的局面。在研究时段上,一些学者侧重三山五园出现前后周边村落的发展变迁,一些学者则关注其在现当代的发展状况。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社会学、民俗学的角度,也有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等角度。在研究内容上,有些学者主要侧重于三山五园周边的单个村落,有些学者则侧重于三山五园周边村落的总体概述。      

北川、汶川、理县、茂县、什邡禹迹考辨

在我国的传世典籍中,战国的<竹书纪年>最先有"禹生石纽"的记载,后成都郫县人扬雄的<蜀王本纪>也有"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的文字记载,但汶山郡所辖诸县都有大禹的活动遗迹,因而出现了大禹出生地之争.今通过对几处石纽的名与实的景观、石纽地名传存、"石纽"与"石纽山"题刻、古籍中"石纽山"记载、"涂禹山"与"禹碑岭"等遗迹、北川县禹穴沟三处"禹穴"题刻、什邡市"禹穴"等内容的考证可知,北川县禹里乡的石纽山才是名副其实的石纽山,也就是大禹王出生地.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泰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看秦思想文化的发展

《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独具特色的简牍作品,具有诸家融合的鲜明倾向,但地位各自不同,简略概括为:法家的一断于法基调,儒家的谨己亲民色彩,道家的处柔防反思想。《为吏之道》和战国时期的一系列作品相似,具有综合诸家、集聚众说的共性,但立足点是法家思想。与秦国至秦朝初年的法家比较,则体现了法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因此,它总体上折射出秦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伊洛渊源录》与学案体

本文对“学案”的概念进行了甄别,对关于朱熹《伊洛渊源录》是否为学案体著作存在着的两种对立观点进行了辨析,认为应当认定《伊洛渊源录》为学案体的发端之作。同时,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了《伊洛渊源录》等学案体著作对先秦迄汉诸子学术史论、正史《儒林传》及目录著作等具有学术史性质著作的营养的汲取。     

秦桧与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

南宋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是特指阿谀秦桧之作而言的,为秦桧歌功颂德之作数量的巨大与吹捧程度的露骨,是其主要表现。谀颂之风的背后,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即南渡士人重见中兴的期望,但究其产生的本质原因,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实际上是文字狱的另一面。阿谀秦桧与文字狱都是秦桧作为权相的特征,两者有着很深的连带关系,是同一根源的文化现象,前者是秦桧欲附己而发,后者是秦桧因排异而起。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李斯作品的文学观照

李斯是秦朝唯一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的文人,李斯的作品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作品《谏逐客书》,中期作品七篇刻石文,晚期作品《奏请秦二世行督责书》等。三个时期的作品都有着突出的文学表现,在许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古典文学风格论形成的基本条件

分析了先秦时期对中国古典文学风格论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诸因素 ,论述了形成这些因素的主客观条件。指出先秦为中国古典文学风格论的形成奠定了文艺理论基础     

论“和”与先秦文学思想

“和”作为表现文艺思想的词语,在先秦时期形成发展过程分三个阶段:一作为古人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它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二作为音乐术语,它是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延伸,成为衡量音乐的标准;三,在先秦文学思想中,“和”作为一个术语虽未用于对文学现象进行批评,但对诗与文的审美要求起到重要的影响。     

朱彝尊艳词论略

朱彝尊与其妻妹的恋情使其艳词独具与众不同的真挚、醇雅、叙事性加强等审美特质。将朱彝尊流连歌坊、寄迹青楼的艳词与其以《静志居情趣》为代表的有特定对象的艳词进行比较,其写作手法与情感的质地均迥乎不同。它既无狎邪游玩之意,亦无比兴寄托之慨,只是真情实感的叙写。其沉挚深通与所恋对象的特殊性使之具有清新醇雅的文人风貌,这在艳词的历史上还是比较特出的。     

孔子<论语>语录的艺术魅力

先秦诸子,灿若星辰,光耀千古,唯丘一人;汉唐帝国,儒术独尊;宋明理学,儒家为本;清末民初,尊孔读经;现代文明,<论语>为根;超越阶级,以人为本,跨越时空,人文精神.     

论转捩北宋词风的秦观词

本文主要阐述了著名词人秦观的词作在北宋诗人之词向词人之词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分析了秦观词既远祖温 (庭筠 )、韦 (庄 ) ,又兼取诗质 ,他对词质的这一拓新 ,促进了北宋词最终向最高品位的词人之词的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