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检察权基本理论之探析

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及苏联的特殊国情,决定了苏维埃检察权追求的目标是实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统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决定了苏维埃政权需要建立专门的检察机关以保障国家的法律得到统一和正确实施;权力制约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苏维埃检察权的核心作用在于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进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为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而建立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发挥了制约检察官的公诉权行使、救济被害人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司法进一步扩大民众参与的范围，检察审查会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环。在检察审查会中设立审查辅助员，赋予检察审查会决议以法律强制力，这使检察审查会制度更趋合理。     

论我国法律监督制度对当代检察制度的发展

法律监督的本质精神是控权.中国控权型检察制度形成的直接渊源是大陆法系控权型检察制度经前苏联转换的以法律监督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间接根源是中国古代的法典化传统和御史制度所包含的控权精神.现实渊源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选择.控权型检察制度经历了两次发展.第一次发展发生在德国.通过这次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以控权为本质的检察制度.第二次发展发生在前苏联和我国.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不仅全面汲收了控权型检察制度中的合理因素,而且通过法律监督制度,实现了对控权型检察制度的又一次发展.在中国,通过这次发展,以法律监督为本质特点的检察制度不仅全部包含了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国家权力的双重控制"和"客观公正义务",而且正在形成一种更为全面、更为多元的权力控制机制.     

监所检察制度的系统化改革

我国监所检察先后出现了三种制度形式：派驻检察、巡回检察、巡视检察。目前，我国监所检察条块化改革缺乏整体性，整体性改革缺乏系统化。2021年《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确立了“派驻+巡回”的检察监督模式，但监所检察改革存在系统性缺陷，表现为：巡视检察与巡回检察功能重合、同级巡回检察难以实现“破熟”初衷、派驻检察受到不应有的弱化。监所检察改革的系统化方案是：保留和加强各级派驻检察、巡回检察上提一级、巡视检察并入巡回检察。     

浅析台湾地区检察制度

台湾地区检察制度肇端于日本占领台湾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随着台湾光复，国民党政权进入台湾，在台湾施行民国检察制度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检察制度的沿革、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检察官的任用及职权、检察一体化管理体制进行简要的分析，希望能够对我国大陆地区的检察改革起到借鉴作用。     

简论梁柏台对苏区司法建设的贡献

梁柏台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党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干部,中华苏维埃法制建设的开拓者。他对中华苏维埃司法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梁柏台,又名越庐,字苏生,号梯云。浙江     

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论析

行政检察是我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对于解决行政争议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基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传统与现实、学理与实务，合理界定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和范围，提出建立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法律程序，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理论，能为在现实层面上推进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和实施提供思路。     

对加强和改进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思考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的司法改革中,民事检察监督是一个重要环节。目前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文章通过分析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应从加强立法、法院与检察院的关系、加强检察机关调查举证、建立民事检察公诉人制度、检察建议等五方面来改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中国老挝民事检察监督比较

民事检察监督是确保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2012年，中国、老挝不约而同地对本国的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均为两国民诉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之一。比较两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对于加强对老挝民事司法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刑事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实务研究

2012年全国人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专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一章,并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目前,我国的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着诸如管辖不明确、监督模式不明确等诸多缺陷;强制医疗制度中也存在着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及费用分担不明确、医疗行为规范不明确、解除强制医疗的条件不具体等缺陷。依据我国实际情况,借鉴他国成功做法,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及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制度予以完善：明确强制医疗机构,合理设计费用负担：完善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配套机制;完善强制医疗的具体措施。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的宪法问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历史经纬,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宽泛解释,也不是诉讼监督权的自然延伸,而是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一般监督权.检察监督的改革创新为一般监督权的续造提供了新的契机.而权力属性为一般监督权的定位也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配置,尤其是在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以及监督内容的制度设计上提供了新的路径.     

域外检察系统领导体制比较研究

科学的检察系统领导体制是充分发挥检察系统功能的基础和前提,是维护法制统一和尊严必要条件和保障。对西方主要国家检察系统领导体制规律的研究,既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系统领导体制,也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系统领导体制的完善提供必要的参考。     

异域“红色体验”与苏区文艺建设

苏区文艺是20世纪中国红色文艺发展的一次高峰。它是异域“红色”体验在苏区具体语境中的“延展”。异域“红色体验”不仅弥补了苏区文艺建设理论与经验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艺实践与现实脱节的危险。深入剖析异域“红色体验”对苏区文艺建设的影响对于审视马列主义与苏区文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问题与展望：苏区精神研究的发展趋向分析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英勇斗争的产物,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伴生的独立精神形态。苏区精神研究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最初被认为是中央苏区精神,此后才转变为苏区精神。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到目前为止苏区精神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认同。但是,我们认为随着各种有利因素的增长,苏区精神必将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和认可。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根据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理论,吸收前苏联检察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并建立起来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和优越性。     

俄罗斯民事检察权权能演变及其启示

文章梳理了在沙俄、前苏联、俄罗斯联邦三个时期俄罗斯民事检察权权能演变的过程，随着《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的颁布实施，俄罗斯民事检察权经历了无限监督到有限监督的蜕变。鉴于我国民事检察制度脱胎于前苏联民事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我国民事检察权权能完善的路径主要有：赋予检察机关在特定的情况下提起民事诉讼的权能；完善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检察建议；保留检察机关抗诉的权能，等等。     

宪法文本中检察院双重定位的规范分析

“检察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宪法概念,内涵的界定应符合宪法文本的内在规范逻辑。以宪法文本中对“机关”的规范分析为出发点,通过融贯性解释,得出“检察机关”是从事检察业务和行使检察权的国家机关,只是作为检察院区别于其他国家组织的一种区别技术或符号代码,而“法律监督机关”则是对检察院组织性质的宪法定位。     

刑事检察职能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虽然在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程度不同地发挥着限制入罪、出罪和防错、纠错的职能作用，从而起到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表明，随着刑事法治的不断成熟，我国检察机关限制入罪、出罪和防错、纠错的职能作用已逐步强化，检察机关的职能正在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并举、更好地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公正性检视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生，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诉讼，在程序规则构造上理应遵循公正原则。目前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只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存在检察机关角色定位模糊、诉讼启动条件具体标准缺乏、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明晰等影响诉讼公正性的因素，急需从限制检察机关的恣意性、确保程序的科学性和法官的中立性、保障程序的平等性及行政机关的参与性等方面补强该程序在公正性方面的欠缺，以确保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符合诉讼的本质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