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热内普“过渡仪式”理论述评

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民俗学仪式研究的一种经典走向,他将仪式看成是一个过渡的动态进程,内含着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分隔-边缘-聚合。这一研究取向直接影响了埃德蒙·利奇、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等后来学者,他们在仪式理论体系的建构上都是对"过渡仪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神圣与世俗间,范氏用"过渡性"来表达仪式不断前进的状态,使得仪式参与者的社会状态、社会身份以及生命任务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合法化",更好地整合了人的生命过程与"社会化"过程。然而,建立在时间和空间基础之上的过渡仪式理论体系仍需要从"多向度、多层次、多维度的过渡或通过与多层级的‘分割机制’"来进行解读,才能具有穷尽的解释力。     

瑶族度戒调查及其傩仪初探

1989年,我在湖南兰山县汇源乡参加了瑶族为期十天的集体度戒仪式.兰山瑶族位居高山区,交通闭塞,今日的生产、文化仍带有原始性特点.度戒仪式保持了汉族道教早期集体度戒的传统,又有瑶族文化本位内容.将这次大型的宗教活动作出报告,会对傩文化和傩戏学的研究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另外,我对仪式所展现的傩文化进行了初步辨析和探索,是期抛砖引玉,求得专家学者们的批评.     

文学脸谱与历史真容： 陶诗自传形象的双重阐释

陶渊明的诗普遍带有自传特征,不少作品被后人视为"实录",这是解读陶渊明其人的关键。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特质导致陶渊明自传诗不但在表现手法上写实与虚构并存,而且诗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具有双重性。这种形象或隐或显,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还可相互转换,呈现出临时性、可替换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陶渊明诗中的隐士、农人,是一种表面角色,相当程度上是诗人绘就的文学脸谱,其本质身份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为人所轻的"寒士",这是其历史真容。"寒士"的身份、性质,决定了陶渊明的现实处境和人生选择,那些自传性的诗作以隐晦的方式反映了其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独特的心理诉求。     

漂泊中的记忆:老挝Lanten人及其族称与迁徙传说

Lanten人是老挝众多族群中的一员,主要生活在老挝北部山区。从族源上看,老挝Lanten人的根在中国南方,其民间保留完好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语言以及日历即是最好的佐证。而且,老挝的Lanten人迄今依旧在学习和使用汉字,记录家谱、宗教仪式经文和治病的药方,甚至用来书写信件。关于老挝Lanten人及其族源与历史传说方面的文献记载不多,有关Lanten人的信息,人们更多是从老挝官方的旅游广告或宣传上获知的。本研究拟通过考察散见于民间的经书、家谱或口碑故事等,探究其族源及迁徙历史。     

村寨遇旱求雨的地方叙事——汶川巴夺羌寨的人类学案例研究

四川省汶川县巴夺寨的羌民们若遇天旱少雨,则行祈雨仪式,这是农业社会中典型的生产祭祀活动。多年来,人们没有怀疑仪式效果的"灵验",并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过去,传统社会的人们依靠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认识自然,以期通过构建"神话"和"仪式",使自然的"不可测"和"不确定性"降低对人类社会的部分威胁。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人们在应对灾难时逐渐抛弃过去的想象,选择"科学知识"和"传统仪式"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适应策略。     

“村改居”群体市民化的目标定位与策略分析

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的质点和发展目标。"村改居"群体的市民化缺乏必要的工具性保证。物质资本只是他们实现市民化所必需的可行能力的手段,广泛的城市社会性和高度的自由度才是他们市民化的真正目标取向。城市化目标模式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必须立足村改居群体可行能力的提升,充分考虑他们城市"人"化的社会成员角色转型和主体地位体现在经济补偿之外的现实可持续发展需要;利用优势资源,通过打造多元主体社会支持的创业治理体系,实现其人格品格与性格的城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整合基层社会,推动其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在交往中实现身份和角色的转换。     

“代言”的尴尬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能否"为底层代言"一直使"底层文学"作家们陷入身份的尴尬与悖论当中。中产阶层的角色身份、与底层经验的隔膜以及"代言"的自我表述使底层创作一直受到质疑。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独特属性决定了"为底层代言"是他们的历史使命,真正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文情怀与历史担当。     

从身份到契约:城镇化建设中农民身份的转变

在农村社会中,农民经济身份被固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会身份被固化为"农村居民"。农民身份的固化,在经济发展层面不利于农民权利的保护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社会治理领域则不利于农民自主地位的保障和善治目标的达成。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变为"市民",使之成为农业生活活动中具有独立身份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公民",使之具备社会治理主体之地位,能够通过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佤族的鼓与鼓文化

在佤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木鼓和木鼓文化是佤族文化特征中的一个极为彰显的文化事项。而木鼓与铜鼓在佤族文化中属于两个子文化系统。它们承载了佤族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铜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精神领域里,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特殊作用。佤族木鼓并不是产生于某种传说故事,而是产生于他们先人的生产劳动之中。在木鼓的身上,人们赋予了太多的思想和情感,使之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容,成为佤族文化当然的代表性器物。木鼓文化以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存留在人们心中。     

论父母的义务

父母的义务是“身份义务(duties ofstatus)的一个特殊例子。所谓身份义务是指根据等级制社会组织中处于相对固定的地位或角色的人们所应该承担的义务。父母的义务首先属于各个角色,并只能由处于这些角色的人派生出来。作为一种身份义务,父母的义务隶属于由家     

新时期学者散文的美学风范

新时期学者散文重新崛起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学者散文以文化、哲学的参悟为底蕴 ,以知性、理性、悟性为其基本的美学特征 ,对历史、现实、世态人心 ,以及现代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咀嚼 ,是极为严肃意义上的纯散文。     

反思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中的几点关系

大学校长职业化是近几年来高等教育管理理论讨论的热点之一。在走向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进程中,大学校长只有处理好高等教育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关系、处理好教育事业观和教育产业观的关系以及教育创新中高校内部各个层面的关系,才能保证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顺利实现。     

《松江宝云寺记》释文摘疵

指出了书法作品<松江宝云寺记>释文中的一些释文错误,并一一作了订正.希望书法编选者应加强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景德传灯录》成语研究

宋代法眼宗禅僧道原(元)编撰的<景德传灯录>一书,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资料,语言通俗易懂且简洁凝练,其中不乏成语典故,这对后世汉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景德传灯录>中的成语,结构形式多样,语法功能丰富且含义相对稳定,从结构、意义变化等方面对这些成语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对揭示汉语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北朝宫女考略

宫女,又通称宫人,按其功能和地位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在宫中管理君主日常生活事务的人, 其地位较高授予官职者被称之为女官;另一类是在宫中服劳役而被役使的侍婢、织婢等。北朝时期的宫女,带有战乱割据时期的特点,而其民族成分也比较复杂。     

明刻《三国演义》的插图流变

明代插图版本《三国演义》现存20余种。在福建建阳地区,叶逢春本作为其肇始者,其上图下文的版画形式对后来各版本具有重要影响;熊氏宗族先后刊刻了不同风格的《三国演义》插图,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版画趣味;诚德堂本承本坊旧板,插图拙劣;忠正堂本插图数量和质量均比以往有所提高,成为《三国演义》插图转向圆润明朗的重要过渡;刘次泉式图像的刻技超越前人,风靡坊间。同时,单幅大图的金陵版画以其雅致、精工对万历后期建阳版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借鉴周日校本的李卓吾本和英雄谱本。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问题的思考

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论西学语境下老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新时期以来的老学研究，其话语背景仍是西方哲学，并没有走出西方哲学的套子，老子哲学的民族特色仍然受到遮蔽。具体说来，其缺憾主要表现为：在文字校勘上，停滞不前，对老子经文缺乏深入的考证；在本体论探讨上，削足适履，机械与现代思想相比附；在人性论研究上，突出差异，看不到儒道仁义观的统一；在文体考辨上，盲目疑古，以个人偏爱代替历史逻辑。     

网络时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实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价值诉求。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化,网络世界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兴场域和重要阵地。在网络境遇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与客体、载体与环体面临着转换变化,要围绕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实现的实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思潮,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灌输的力度;强化网络参与者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以健康繁荣的网络文化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力;充分发挥价值主体间的互动性,不断激发他们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创造力;增强网络媒介与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互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融合与创新,从而不断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