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玄风与咏鸟赋的意象创造

谈玄之风始于正始年间,持续至东晋末期。玄风对两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玄风影响,西晋时期咏鸟赋的创作较为繁荣,其意象类型主要有:"玄鸟"意象、"逸鸟"意象、"儒鸟"意象等。三种鸟意象的出现显示出西晋时期的咏鸟赋创作既与政治密切相关,也与当时玄学风气密不可分。     

论颜延之对陆机诗歌的接受

颜延之与陆机诗歌渊源深厚,在多种诗体上模拟陆机,包括公宴诗、赠答诗、行旅诗和乐府诗.他接受陆机诗歌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追求辞藻对偶,重视语句出处,形成典雅文风;第二,善于描写景物,烘托环境氛围,表达家国之悲;第三,运用仕宦意象,刻画游子形象,抒发羁旅之思.颜延之充分吸纳了陆机诗歌的艺术技巧,注重隶事用典,讲究结构布局,诗歌趋于人工化、精密化,引领了南朝一代诗风,在陆机接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

前人对陆机诗歌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议,以及对陆机诗歌的抬高和贬低,都与他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密切相关。士族意识的形成是魏晋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     

西晋诗歌的审美特征

细览西晋诸贤之诗 ,并将其与建安、正始诗歌比较 ,不难发现西晋诗歌独特的审美特征。概言之 ,西晋诗歌独特的审美特征具有两种质的规定性 :一是“力柔” ,二是“采缛”。     

诗缘情而绮靡——从陆机诗看西晋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

陆机诗"源出于陈思",以《诗》之《国风》为基础,家国感慨寄言典重,显示出深厚的风雅特点。但入洛以后,其诗歌风尚发生了明显转变,从古语到景物,从四言到五言,诗体面貌由典重到绮靡。在体裁、声律、修辞、物情等方面,他充分表现了弘丽妍赡、翩翩藻秀的卓越才华。从陆机诗风转变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晋时期作为一代都城文化的洛阳文化的绮靡倾向及深远影响。     

"登高而赋"三形态——兼论赋体文学惯例的形成

本文认为:"登高而赋"之"高"原指神台和朝台."登高而赋"的原始形态是原始宗教仪式向神灵贡献祭品和祭祀主持人铺陈祭品的"物质+语言"的宗教言说形态.登朝而赋是"登高而赋"的政治言说形态;它将主体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诉求和政治需求融为一体."登高而赋"的文学言说形态的形成是前两种、尤其是政治言说形态中"娱君"言说顺理成章的发展,表现为审美情感的言说,却包涵着政治言说形态中形成的主体价值诉求.三种形态所赋"同台",审美情感言说的因素和因台作为宗教、政治场所所具有的神圣而赋予的崇高意义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所"赋"崇高的价值意识,始终贯穿于三者之间.文体之赋及其铺陈手法、"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模式和讽喻传统也因登高而赋而形成.     

陆机与张华、潘尼、冯文罴的交游

从《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等典籍中,可以发现陆机入洛之后,面对的是大多数北方士人的冷淡、歧视,只有张华、潘尼、冯文罴几个北方士人与之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赠答诗和交游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陆机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正是陆机能在西晋社会站稳脚跟的基础。     

以赋为主体的理论归结——论《文赋》的思想主旨

西晋的辞赋创作极为兴盛.陆机把赋的表现领域拓展到诗赋创作自身,以赋体的形式呈现出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文赋》论述的对象是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而辞赋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陆机结合自己创作心得对汉魏以来的诗赋特别是辞赋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调适了诗、赋两大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文坛风气

左思以诗作享誉百代,却以创作《三都赋》震动西晋文坛。从《三都赋》的创作、面世到引发“洛阳纸贵”的震动,反映出西晋文坛一代风气：其一,西晋统一的短暂繁荣激发起文人创作大赋的巨大热情,消歇数百年后,大赋又进入了繁盛时代;其二,都城洛阳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诗赋创作中心;并兴起一种文人结集、相互标榜,以赋赠答,以写大赋为荣的文坛风气;其三,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晋文坛盛行争辩、品评之风;其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在赋创作上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从风格讲,左思的赋作与诗作基本上是统一于“左思风力”的。     

陆机骈赋艺术论

陆机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深密缛丽的艺术风貌,而相关研究一直以来多是在诗歌领域进行的,其实陆机的骈赋同样具有这种风格.大致说来,其咏物赋刻画形貌用笔精细工致;游仙述志赋表达思想情怀显得幽微深曲;抒情赋思乡念亲、哀叹人生,感情沉重深切.尽管由于题材的不同而导致表现形态上有所差异,但还是有一个接近统一的基色,即深密缛丽.同时,这些骈赋作品运用以物兴感的抒情方式、规整庄重的句式、精深工炼的对偶和繁缛华丽的语言,也从外部形式方面强化了这种深密缛丽的艺术风格.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论西晋乐府诗中故事体歌诗表演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乐府诗音乐文学的特质决定了乐府诗研究需要音乐、文学两个层面的综合考察。故事体歌诗作为西晋乐府诗独特的一类,以演述故事的方式发展了乐府歌诗的表演艺术,而这些歌诗的表演又对歌诗内容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代表性的故事体歌诗有《艳歌行》、《秋胡行》、《秦女休行》、《惟汉行》等,从歌曲类型看,这些诗歌主要收录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歌诗的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影响到诗歌内容;可表演性为歌诗内容的简化提供了可能;女伎表演主体和观众喜好影响故事情节的变化。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简论汉赋在汉末的发展特征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把握这一阶段赋的发展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汉赋的全貌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助于认识汉赋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试论唐玄宗诗歌的诗史地位

唐玄宗李隆基对盛唐诗坛有重要影响。作为帝王,唐玄宗的各项措施引领盛唐诗潮的到来;作为诗者,唐玄宗通过创作实践,无论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积极地影响了盛唐诗坛。其诗标志其对六朝绮靡诗风的彻底淡化,诗序体的发扬、杂言形式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体式,继古承新的艺术手法同样具有深刻意义。游宴赏乐、巡幸抒怀、送别赠答、军旅畋猎是唐玄宗诗歌重要题材,其中,巡幸抒怀诗境界阔大,感情真切,代表其诗歌的最高成就。综合来看,唐玄宗在诗史上的地位,值得重新审视。     

论元稹的文学成就

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歌特色和成就长期以来在“元白”并称中被掩盖或曲解 ,本文论述了元稹的诗歌个性 ,指出元诗的美学趣向重点在于“风致宛然”的艳丽小诗和次韵相酬、属对精工的长篇排律 ;元诗的艺术渊源主要在于杜诗 ,另外还受到齐梁宫体以及诗人李白等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与白居易词中有异的风格。本文还论述了元稹的诗学批评及其与当时文坛的联系等问题     

张綖《杜律本义》考述

张綖是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著有三种杜诗学著作。其中《杜律本义》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和诗学思潮的影响,以元代张性的《杜律演义》为底本,同时参考明代张孚敬的《杜律训解》,对杜甫的151首七言律诗进行注解。《杜律本义》在注释体例上虽沿袭前人注本,但其融通的杜诗编年、畅达的诗意疏通,亦具有一定价值和特色。张綖还对《杜律本义》和《杜工部诗通》中部分相同诗歌的注解进行了增补、删改,使《杜工部诗通》更趋完善,从中也可见张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二陆赠答诗中的东南士族

从群体的角度看,二陆诗歌中主要的赠答对象是东南士族。以二陆为代表的东南士族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的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