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中的东欧政策评析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其“新思维",推行“新思维"外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是其“新思维"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东欧的政策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改变以往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尊重东欧各国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鼓励和支持东欧各国改革。虽然其对东欧的政策中有不少合理之处,但也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要对其政策辩证地对待,对其合理成分予以借鉴。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近代中日外交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同样面对内外交困的生死关口,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在新旧嬗变的十字路口,"天朝上国"盲目拒变、进退失据;"扶桑岛夷"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更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被士大夫鄙视为汉奸"鬼使"的中国外交官,与被誉为"神差"英雄的日本外交官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时代展现人物,人物也印证着时代。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     

破解中日关系"死结",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关于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若干思考

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唤醒全体日本国民走向觉醒并紧紧依靠其不懈斗争、解决中日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和平崛起进程等,是推动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五个因素;而加快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拓宽对日宣传途径和加大对日宣传力度、重新重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开展"全方位、等距离"外交和克服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提防国人"狭隘民族主义 "的滋长和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等,则是当下中方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应集中做好的五项具体工作.     

多元的共生:历史地段改造更新的现实道路--以上海市里弄住宅地区的旧城改造为例

里弄住宅群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建筑背景,也是"上海特色"的物质载体和孕育者.在历史地段改造中它们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破坏,要运用多元与共生的新思维来对待历史地段改造,保护和创建有上海特色的空间环境.     

台湾涉外事务的分期、要点和特点

台湾涉外事务问题,是伴随着两岸关系的形成而出现的重大问题,历经"法统外交"、"弹性外交"、"台独外交"和"活路外交"四个阶段.由于不同阶段所处的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和国际政治等背景不同,因而重点、目标、政策和手段都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影响也不一样.60年来的两岸关系基本规律和客观实践表明,对于台湾涉外事务,只要不搞"台独"、"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只要遵守国际法和"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就能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     

变局与破局：法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阐释

为了破解战国"大变局"中的国际"丛林法则",完成天下统一的历史任务,法家提出了"尚力""尚利"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主张"实力至上""独立自主""治内裁外"的外交原则与方法。法家认为,国家必须以增强自身实力为首要任务,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并不断地发展改革内政,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捍卫国家利益。法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对今天也不乏启示和镜鉴。当今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新的历史大变局中,我们首先要努力增强国家"实力"来捍卫自身"实利",同时还要着力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到"德"与"力"、"义"与"利"的统一。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初探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轰动整个国际社会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中,在介绍苏联当前国内改革的同时,还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新的政治思维”(简称“新思维”)。表示要用这种“新思维”来看待世界和处理国际关系。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本文拟就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内容、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前景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洋务运动与外交

在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中,对洋务运动是否包括外交这一问题,分歧颇大。肯定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内政”,不包括外交;否定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论者则认为妥协投降外交是洋务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见,洋务运动与外交的关系,是洋务运动史深入讨论下去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症结。拙文拟就下面三个问题,提出不成熟的意见,即洋务与外交、洋务运动与外交、洋务派与外交。     

论清末梁启超的外交思想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提出"联日拒俄"的外交思想,认为只有联合日本,抵抗强俄,才能免遭列强瓜分的危难;日俄战争后,梁启超又为中国设计了"名誉孤立"的外交方针,以便使中国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一转变反映了梁启超外交思想的日趋成熟,更反映了梁启超对中国内政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