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能以和平解决,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尚不尽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成和平解决了这     

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核心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张学良被囚禁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对西安事变善后循政治方式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力挽狂澜显奇功——从西安事变看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

文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 ,高瞻远瞩地选取张学良、杨虎城作为统战工作的突破口 ,并紧紧围绕这一工作 ,灵活巧妙的运用统战策略 ,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 ,从而扭转了中国革命的不利局面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纵观西安事变从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他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进展,他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促使西安事变得以最后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试论西安事变之魂

该文以史为据,比较分析,着重考察了影响西安事变的各种因素,揭示了西安事变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期发扬光大民族精神,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认为张学良、杨虎城逼蒋联共抗日,完全是出于民族利益之举,放蒋亦是顺乎潮流之行动,送蒋返宁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张、杨最后之悲惨命运,是小我之失,民族之得。     

"上梁盖顶"——宋美龄调解西安事变评析

宋美龄是代表国民党蒋宋家族参与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秉持"和平与抗日"的原则,在南京竭力劝阻主战派对西安的讨伐,在洛阳敦促讨逆部队直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而将"讨逆"战争转化为不至于成为破坏和局的博弈举措.抵达西安后,她改变蒋介石不肯妥协的殉难心态,陪伴其度过从"剿共"到抗日的国策转变的心路历程.她和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达成全面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的若干口头协议.她还凭借与张学良的多年交谊,以及张学良对她的抗日政见的敬重,在蒋介石坚持不签署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成功说服张学良首先同意放蒋,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就从国民党开明高层的一方,为将西安事变建造成为中华民族摒弃前嫌、团结抗日的历史丰碑而"上梁盖顶",其历史贡献弥足珍视.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由一支较稳定的地方军阀集团迅速蜕变为各自为政的数支军队.这种蜕变主要表现为东北军内部派系纷争的表面化,高级将领的离心和东北军对"三位一体"的背离.东北军的蜕变是由于张学良的被扣、高级将领的裹胁和南京政府的分化,但归根到底则源自其军阀属性.东北军的蜕变瓦解了这支地方实力派,但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     

东北军论析

东北军诞生于东北易帜后，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分化，其中大部分东北军奉命人关。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则进一步分化，在国民政府的分化政策下，最终解体。东北军虽然是东北的地方军队，却经历和参与了民国时期所有的重大事件，并是国内唯一一支经历14年抗日的军队。东北军虽然是服务于民国政治的政治军事集团，但却具有政治意识淡薄和封建意识较浓的特点。     

浅析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与发展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是伟大的爱国者的一生,和平统一观是其一切爱国行动的指南。分析了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发生的原因,总结了以“反对内战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入侵”为核心的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过程。阐述了张学良对停止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做出的历史贡献。     

张学良为什么长期不能获得自由——张学良软禁生涯解读

通过对带有悲剧性和时代性的张学良的软禁生涯的解读,探讨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及其继任者长期软禁而不能获得自由的诸多原因,揭示了铸成这一没有法律依据的罕见刑罚的复杂背景,展现了张学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牺牲自我的爱国情怀和高尚情操,激励今天所有的炎黄子孙为完成张学良生前追求祖国和平与统一的夙愿而不懈努力。     

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

九一八事变,让张学良背上"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对此曾表示:不辩不争,毁誉由人。而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他谈的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中有关"不抵抗"问题,他既反省自我,也为己辩护;他辩驳细节问题,对还原历史至关重要;他承认"判断错误",却否认"不抵抗"。这种"不辩"之辩,不仅颠覆诸多历史观点,化解重要历史疑点,也让人们看清了张学良作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     

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

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国家统一观经历了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发生碰撞.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升华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论张学良的和平统一观

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基本内涵是"息内争、御外侮"."息内争"与"御外侮"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这两方面共同影响着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所作所为.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是与其所经历的东北易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张学良本人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极具特色的和平统一观.其和平统一观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

张学良在完成东北易帜后,在内政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杨常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为政的大忌,专横跋扈,恣意妄为,不以主帅为重.但考诸事实,杨常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之所以以中世纪喋血功臣的方式枪杀杨常,主要是受人挑拨,特别是日本人的离间,让张学良感到恐慌.枪杀杨常是未经过任何法律和程序的,枪杀杨常后对东北政局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张学良枪杀杨常既反映出他具有政治家非凡的决断能力和气魄,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还有不自信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