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的底线与底线政治伦理的理论建构

政治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个体生存问题以及类生存问题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双重底线,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的价值共契成为化解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有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政治,亟待建构一种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的”、“宽容的”以及“发展的”等价值观的底线政治伦理。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意义探讨

政治伦理及其规范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派生关系中"善"与"恶"的认知、建立,政治伦理及其规范内含的制度伦理意义、"实践精神",以及我们党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的自觉意识和对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者的引导、内化和约束作用,对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意蕴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小康梦”“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和厚植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思想和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基点；“共享”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原则；“制度正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追求；“以人为本”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规范；“全球责任、正义与道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世界贫困治理政治伦理导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审视

运用政治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发生学的方法,从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伦理、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三个方面来审视,当前社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就是政治和行政行为人的政治伦理缺失问题.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也要从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伦理、政治和行政行为主体道德自律三个方面,在社会政治主体、政治和行政行为人的头脑中建构起"善"的政治伦理规范,并以此来导向、规约和内化他们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有效遏制腐败思想的产生,杜绝腐败行为,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功构建.     

论中国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型

从政治与伦理之间内在的价值关系看,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一般表现为对政治伦理的工具正当性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探究;从政治伦理的理论结构看,它应该包含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等内容;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理论特征和影响看,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看,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加快制度伦理建设、树立全球政治伦理意识等,是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主要历史使命。     

论《理想国》中"贤人政治"的思维特质及其意义

城邦伦理与个体伦理是柏拉图构造"贤人政治"的两个重要的权力伦理视角,集中地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维中的整体性思维、个体伦理思维以及人治思维.在剖析"贤人政治"构造过程中的政治思维特质后,本文进而批判性地反思了中国传统的"好人政治"问题.     

"一国两制"是国家统一模式的政治伦理创新

文章主要从政治伦理角度讨论了“一国两制”国家统一模式中的政治文明建设内涵和它的世界意义，认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是对国家统一模式和国家政治伦理的创新。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辨析——兼论政治教育的目的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使用的一组重要概念。将其分别置换为学校政治教育的目的,比较两种教育目的之利弊,最终论证当政治教育以＂责任伦理＂作为目的时,能够规避当今社会多元化信念的冲突风险,使学校政治教育遵循人类伦理的逻辑,满足人类社会整体和每个个体发展的需要。     

现代日本的改革和伦理——以政治伦理和公务员伦理为中心

针对日本当今社会中渎职事件的不断发生 ,分析了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日本社会中渎职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在法律规范之外 ,尚不具有法的约束力的伦理的丧失也是发生渎职事件的主要因素 ,并且伦理正在走向危机。提出了现代日本的改革 ,应是以日本政治伦理和公务员伦理为中心 ,寻求伦理与法相结合的形式 ,并应重新构筑日本全社会的伦理观     

政治道德还是道德政治——评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

政治道德和道德政治是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以"仁"、"礼"、"忠"、"义"、"民本"等政治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其实是一种把道德理想化、绝对化的道德政治.再加上它以"人性善论"为出发点,以道德自律为主要实现途径,其实是一种政教合一式的、以人治为本质的道德政治,所以它最终没能使我国政治踏着传统的脚步走向规范化、现代化.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探析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伦理内涵,强调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伦理,倡导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的工作伦理,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指出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培育党员干部自觉增强执政主体的道德责任感。     

论政治伦理学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政治与道德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并不由此而成为相互排斥的两极,政治与道德在一定的规范领域或时代意义上,是完全可以互通和浸润的.因此,无论从政治的起源,还是从我国当今政治的发展现状和前景来看,政治都具有本源性上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实践精神.     

“以德配天”与“以人为本”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考的重要问题。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思想，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公室衰微”．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以德配天”思想被诸子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系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研究先秦政治伦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借鉴意义。     

后现代政治学与解构策略

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政治的批判与重构是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压迫存在于一切日常生活领域，现代性政治在理性政治、宏观政治、总体性政治的形式下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桎梏，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应关涉所有的日常生活关系以及个人的思想、行为、身体等。在一切皆是政治的口号下，后现代主义以微观政治、非理性政治、多元政治、差异政治等对抗现代性政治，提出了文本政治、解构政治、幽灵政治、欲望政治、游牧政治、异教主义政治等政治的新形式，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解构策略，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政治内涵的传统视野。对后现代政治观的批判借鉴对于透析西方政治实践、反思现代西方政治理念无疑有着一定的意义，后现代政治学不再仅仅局限于围绕国家、政府、政党等展开，从理论而言是对现代性政治理论狭隘性的补充与超越；就实践而论，后现代政治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政治策略的运用是后现代主义是对压迫型、奴役性的现实政治的抵抗与反叛。     

罗斯福的绿色政治

为了缓解经济大危机造成的严重失业问题,改善美国日渐恶劣的自然环境,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中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自然环境的绿色政治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先秦儒家 "圣王原理" 探析——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先秦儒家政治是一种德化的政治,由一群道德精英所领导,是一种内以成圣,外而成王的圣王政治。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从圣王原理中窥其大纲:从惟圣者始当王和惟圣者始能王,去了解圣王的权利与义务;从即道德即政治,即政治即道德,去了解圣王的政教一如;从尊君礼臣重民,去了解圣王的统治型态。因此,先秦儒家的道德精英主义是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化政治为道德;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就是以道德言政治,统政治于道德中。     

文明视野中的两种政治观

本文首先界定了在当前谈政治文明应该特指暴力的减少、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 ,提出了公共政治、公民国家、共和民主的文明政治观 ,指出了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所依赖的苏联政治观对现代政治文明的阻碍 ,并分析了苏联政治观的哲学思维逻辑。     

试谈儒家人学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统一、互为依存的生态环境哲学理念,提出"人者,天地之心",既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又突显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突显儒家爱有差等、以人为贵的生态伦理观。儒家的生态伦理哲学可突破并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不同认识,为解决现代社会生态危机,促进环境保护、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贵的传统思想资源。     

伦理信任消解的社会学检讨

伦理信任，既是行为自由方式，也是社会精神结构。作为前者，其具体形式是“己-他互利”的道德信任或“纯粹利他”的美德信任；作为后者，它是社会秩序的深层结构，并构成制度、法律、规程建构的本质规范及实践指南。伦理信任的精神本质是“平等-共生”，它遭遇解构的表现形式是道德沉沦和美德消隐，但实质却是“平等-共生”精神结构解构。解构伦理信任的社会方式有两种，即前结构性解构和结构性解构，前者是政治以颠倒伦理的僭越方式设计和创建无伦理信任精神结构支撑的制度、法律、规程，使社会只有刚性的形式秩序；后者是指以伦理信任精神为指南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在运作进程中遭遇畸形变化的世界力量解构了其深层社会精神结构。两种方式都源于“财富-权力”结构的垄断。因而，改变伦理信任消解状况，重建伦理信任精神结构和伦理信任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财富-权力”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