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内卷化倾向及选择性城市融入——以新生代青年农民工H为个案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存在着一种内卷化倾向,即他们在职业上处于一种无渐进式积累也无渐进式的增长,缺乏向上的流动通道。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H为个案对这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要打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内卷化倾向需要采取选择性融入策略,为他们融入城市或融入乡村提供各种社会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以底层劳动力市场为主,职业区隔现象普遍;社会参与水平低,人际交往内卷化;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源。为此,要逐步取消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机制;营造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     

社会学的“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阶层主要由城乡利益二元分割制度造成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以及地方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等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农民工体制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制度惯性,从而导致农民工体制的内卷化与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消除农民工问题的内卷化机制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变革.     

关系与排斥:进城农民工生存境况的社会学分析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面临的依然是以"关系"为特征的人情社会。"关系-人情"能满足农民工的情感性需求和工具性需求。在交往互动中,农民工尤其是中下层农民工易于过度依赖同质性群体,呈现情感互动的"内卷化"趋势;同时,由于部分权利缺失和权力剥夺,农民工也面临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平等的境遇。"关系性排斥"是农民工在文化历史环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三重作用下遭受的困境,要从政府、社会层面出发积极改善这种困境。     

“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合理性置疑

多年的二元化身份制度虽然造就了农村人与城市人的身份二分格局,却无法客观上禁锢广大的农村人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必然趋势,遂导致了农村人干城市人工作的"农民工"现象。这种由制度制造的矛盾因为与平等、民主等宪法权利和要求相背离而决定了必须从根本上废除造成这种矛盾的制度本身,而不是在维护宪法的身份制度前提下来减缓矛盾。而"农民工市民化战略"恰恰反其道而行,所以既不符合宪法要求,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现象。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及出路选择——基于苏浙沪7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通过对江浙沪7个城市劳工生产与生活状况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遭遇如下困境:职业发展的内卷化、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异化、生命历程的“钟摆效应”、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基于此本文提出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赋予其完整的就业权利,逐步纳入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贫困研究

中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采取了农民工流动的独特方式。进城农民工的贫困起源于农村,他们的户籍身份使得他们只能从事那些从中获取的收入无法让人摆脱贫困的工作,使得他们无权获得专为非农业户籍人口设立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当地的城市贫困标准,但在目前阶段,农民工在城市中遭遇到的所谓“城市贫困”处境,应该是农村贫困在城市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时兰州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对目前农民工身份自我认同的状态、形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建构的失败、以及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谋生的艰难感等心理感受,导致了农民工目前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现状,说明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处在一种从"表面接纳"向"心理接纳"过渡的状态.     

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社会日益明显的户籍分层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农民工的诸多社会排斥,是城市户籍分层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认为这种以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为标准的分层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消解户籍分层,建立一种以自致性因素为基础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     

农民工进城方式选择及职业流动特点研究

我国大陆的农民工是一个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群体,近年来不仅在流入量方面持续扩大,而且在职业流动方面也呈多元化趋势,表现出若干显著性特征.诸如在职业流动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而仅仅是一种水平性的流动.另外,近年来农民工在进城方式的选择上也发生了显著差别,以非正式流动为主.     

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探析

在我国,城市农民工阶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城市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既具有户籍上的农民身份,又具有职业上的市民身份。城市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有其特定原因,它的存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城市农民工最终融入城市社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还需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扫除障碍,促使其早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基于湖北武汉市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本研究以湖北武汉市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开放式访谈和个案研究,试图通过"情感互动"的分析来对青年农民工身份认同现象进行再解释.个案表明,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理想状态是通过低度情感能量的唤起、短期情感到长期情感能量的转换以及高度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身份符号的再投资来完成其城市身份认同,进而达到社会融合,而现实是多数青年农民工在社会互动中无法获得高度的情感能量,致使身份认同失败.笔者分别从个人、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等三方面提出措施来加强青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情感互动,进而实现城市社会的身份认同.     

"边缘村":农民的流动与分化--对合肥市郊杏花乡李洼村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且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必然.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从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是农民."城市中的农民"的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过渡性.本文通过对一个"边缘村"的形成及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解释农村社会分化、农民流动的原因,并且也着重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乡村教师“内卷化”困境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内卷化是一种投资收益不对等的情况,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这种内卷化困境在教育行业也同样存在。在乡村地区,由于教育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匮乏,在教育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前提条件下,乡村教师往往长期从事相同的教育工作模式,缺乏教育创新以及教学变革,企图降低现有教育教学的风险,维持短期教育的利益。这种教育内卷化的困境同时也让乡村教师陷入了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的局面。相对于城市地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教师的内卷化现象更为明显,受到行业内卷、地域内卷以及个人内卷等多重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乡村教师"内卷化"表现的基础上,挖掘这一困境存在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从职业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我国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研究阶段和问题综述

我国农民工形成和发展可划分成职业城市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四个历史阶段,而人的城市化即城市社会融入问题是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从国内和国外两个理论层面,对社会融入以及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背景、理论命题以及研究趋势进行梳理,发现不同理论视角研究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研究对象、方法上在该领域研究发展的趋势。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受到城乡差距"推拉力"牵引的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他们涌入城市,意在摆脱贫困,却无形中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集中表现为身份的二重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农民工"力图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的.因此,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心理互动是有利于农民工摆脱困境命运的出路.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