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主要有以下4种用法第一,表示调发、调度;第二,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有时也称为"调";第三,作为赋税的泛称,"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第四,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税.     

从杂税加征视角论清代财政非正式制度的表现

杂税是清代财政结构中的传统项目,多以定额征收。清代前期杂税虽遍征于全国,但相较于其他传统赋税项目如田赋、盐税及常关税来说,杂税征收数额过低。在这一阶段,杂税虽在财政吃紧状况下有过临时性加征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杂税在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咸丰军兴伊始,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日益加深。为应付异常严峻的财政状况,清代传统赋税项目被不同程度地加征,杂税也在其中。然而因清代赋税深受"原额主义"限制,故田赋虽是清代的大宗赋税,其加征空间却受限,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财政需求。在"原额主义"制约下,杂税也难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大幅度加征。为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政府选择将赋税摊派至地方,各省只得征收经制外赋税以平衡财政需求。因此清代后期于杂税之外另征杂捐。随着赋税压力的增大,杂捐的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杂捐虽是清代传统经制外的赋税项目,但这一杂税的衍生物却对杂税总额的提升大有裨益。由此,杂税在清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成为清代后期重要的税收项目。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清代常规赋税因受"原额主义"限制而无法大幅加征时,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借助加征经制外赋税的办法来提升税收总额的历史过程。文章以杂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杂税加征困境缘由的探究以及该困境纾解办法的提出——征收杂捐,来讨论清代社会受财政压力驱使通过征收经制外的非正式税款来提升赋税总额用以补充正式税款的情况。文章力图通过杂税加征这一视角来探究清代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同时也希望通过对这一作用的讨论来对杂税和清代财政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解读。     

略论影响清代赋税制度的主要因素

清朝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屡次改革其赋税制度,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未能充分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超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直接原因是中央的“不完全财政制度”造成了赋税征收失控;重要原因是封建官僚制度制约赋税制度的有效执行。     

从西学纬度对张居正税法改革的观照

张居正的赋税改革与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基本精神相暗合。赋、役、杂税一并征收的方法与重农主义经济学家魁奈的单一税思想多有相通。以钱代役、赋役征银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交流与社会转型。张居正赋税改革的现代性意义在与西方经济学家的比较中得到了印证。     

唐代税制改革对农民家庭生活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税制改革重大变革的时代,由秦汉时期的税"丁口"向税"资产"过渡,征收内容也由征收实物向货币形式转变,并最终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税法形式具体下来。新的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家庭负担,对唐代农民家庭结构、农民家庭产业调整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农民经营方式向多样化发展,并向货币形式渐进。因此,唐代的税制改革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税收模式的先河,并对农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分层具有重要影响。     

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彻法、作爰田、“三农”新解

以历史典籍为根据,结合出土文献,对彻法、作爰田、＂三农＂等中国上古时期的农业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究。认为彻法是一种作田法,而非是赋税征收的一种方式;作爰田即把一亩地分成两块,轮流耕种;《周礼》中的＂三农＂不是指三种土地,而是指上、中、下三等人口多少不同、授田数量有异的农户,代指农民。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县税制的政策及绩效

县税制关系县财政的确立,关系农民负担。1927年前,县级财政是有税无政,制度混乱。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县税制的整理,包括分税体制的推进、县赋税的整理、征收制度的改进。从绩效看,县税收总量增长,税收结构有一定优化,税制进一步规范。但是,问题不在"税",而在"政":县税缺乏独立地位;县税制的调整不能配合县政建设;县财权的分割造成征收成本增加,加重农民负担。     

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比较研究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此,严复本着"富强"中国的目的将亚当·斯密的赋税思想引入中国。在赋税理论上,严复对英国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税制理论赞成有加,但同时严复又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思想分析中国皇帝征税、臣民纳税的合理性,这显示了严复思想的不足之处;在赋税原则上,严复对斯密的"平等"、"确实"、"便利"、"节省"税制四原则大加赞赏,主张中国税制采用"平"、"信"、"便"、"核"四原则;在赋税来源及用途上,严复与亚当·斯密都主张赋税在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要惠及于民,但在赋税的来源上,尤其是在对工资征税的问题上,严复与斯密的观念又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严复对挽救晚清危局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

田赋制度是清代新疆赋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考察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 ,力图清晰勾勒此间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 ,以便进一步研究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     

清代山东海盐灶课考

清代山东海盐征收的灶课,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狭义的灶课,有灶地银、灶丁银、草荡银、滩池银、盐锅银、鱼盐课钞等项,由各盐场征解,称场灶课;一类是民佃灶课,有民佃灶地银、盐课银和加摊丁地银等项,由各州县征收,解归运库.名目繁多的灶课和商课,导致了清后期山东以及全国盐务的疲弊局面.     

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问题

根据税法的可税性理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应给予税收优惠;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其赔偿准备金,应该给予其税收优惠;各国都把税收优惠作为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国有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农业相互保险社、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应免除一切税收;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或予以免税,或予以减税。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不应被课税。我国应在已有针对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法律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税收优惠制度,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应免征一切税收。     

增值税纳税人税务筹划分析

现行增值税将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并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由此导致二种纳税人在纳税方面各有利弊。纳税主体出于节税目的,是选择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应以增值率作为主要参考指标,这一指标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高的准确。     

试析发达国家的产业废弃物税收制度

近年来,日本等众多发达国家为了鼓励企业参与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普遍开征了产业废弃物税。本文结合日本的具体经验评析了各种类型的产业废弃物税对产业废弃物排放抑制效果的优劣,以期为构筑符合我国的相关税收制度的选择提供指导。     

税收属地征管改革后税源管理问题探讨——以西安市为例

内资企业的税收实施属地征管改革后,打破了原有的条块管理模式,加大了税收征管的执法力度,有效遏制了国家税收的流失.改革后,税务机关管理模式及其承担的税收任务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目前财政体制和税务机关在税源管理中的多样性,只有改革税收计划编制方式,在提高税务管理水平方面下功夫,才能使改革后的税收事业有长足发展.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张家口是清代塞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汉蒙贸易、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清政府在此设关征税。在张家口从事贸易者以晋商为多,其输出商品以茶叶、烟草、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毛皮、土碱等为主。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使张家口商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其二,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俄商所取代,与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出现萎缩。     

动态的平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管理举措探析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的管理过程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管理者的身份在不停地置换,其权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府、县学的教谕、训导虽对学田的管理负主要职责,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有着种种不便之处,而缺乏行政权威更导致学田屡遭租户抗佃,只得向官府求援。地方官府对官学学田的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但直接划拨学田,还以收取学租银的方式将官学学田的收益处分权压缩,力求在全省范围内均平学租的发放。与官府插手学田管理相伴而来的是胥吏的贪墨侵渔,这是一个无法根除的痼疾。为保证官学学田的正常运行,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制定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     

试析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绿色税收

阐述了我国经济在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人均资源相对贫乏且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分析了我国目前在税收方面的缺位:尚未建立专门的生态税;整个税收体系中有关生态环境方面的税收优惠比较单一;生态税收规定力度不够且不健全,因而形成不了制衡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修订现行税制内容,增设相配套的新的税种,从而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齐桓公时期盐业制度初探——以《管子》为中心

齐地自古产盐,《尚书》和《周礼》均有记载,现有考古发现也得到证实。齐桓公时,根据民众消费食盐的数量征税;同时国家组织民众,在秋冬季节晒盐,以高价卖给周边国家,获取巨额利润。齐国的盐业发展,首先因为齐国北部地区藏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姜太公及之后的统治者重视工商业的传统也具有重要作用。盐业生产主要是＂四民＂中的农民完成。齐国的盐业制度与其他工商业制度为齐国的富庶奠定坚实的基础,为齐国的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持。     

论我国房产税的功能与改革

在住宅房产的范围内,从征收范围与税率制度两个角度来看,不同的税制设置对房产税功能的影响各不相同。房产税改革的目标应是促进税负公平,适度控制过度需求和调节社会财富差距,所以应适时对全部房产开征保有环节房产税,并建立简便有效的超额累进税率制度,设定合理的起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