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权力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国际公共产品

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国际活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承担国际义务,推动和加深各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存,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跨国公司.从最近力拓公司撕毁同中铝的收购协议案可以看出,当全球生产方式、消费与产品结构演化到一定程度时,跨国公司就可以获得过去一个民族国家内的企业所没有的影响力,其作用早已超出传统理论中所讲的对东道国的影响.跨国公司操纵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充当母国的外交工具,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秩序的巨大力量.在一定情况下,跨国公司为组织跨国生产、销售而形成的全球网络和产品有可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催生者和推动者,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当代国际法与国家主权

与传统国际法相比，现代国际法确认和维护国家主权，包括确认和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主权管辖和主权豁免等。现代国际法也约束和限制国家主权，否定绝对主权，国家主权必须接受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约束和限制。国际法与国家主权将互相制约、长期共存，国际社会必须在妥为顾及国家主权的情形下建立国际法律秩序。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霸权”与“均势” 的超越

［摘要］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霸权主义和均势体系在国际秩序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特别是霸权主义滋生的五大均势体系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深 重灾难。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超越“霸权” 与“均势”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汲取了历史上霸权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 深重灾难的经验教训,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新型权力观;顺应 当今世界发展与变革潮流的客观要求,是一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 型利益观;深深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是一种和而不同、兼 容并蓄的新型文明观。     

国家信誉在建立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文章论述了国家信誉在加强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作用;分析了国家信誉的缺失在国际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表现;指出当今国际秩序呼唤国家信誉的提高,并对此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方法.     

国际体系演进与国际法作用之机理

国际体系的演进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内在包含了秩序逻辑。国际法作为国际体系的规则载体,既是体系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调整、促进体系发展的制度性工具。国际体系演进与国际制度调整之间存在一种日渐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表现出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发展规律：大国在体系演进与秩序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国际体系政治经济互动的一体化、机制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共同体观念和法治意识渐次加强。把握体系演进与秩序发展之间的互动机理,有利于促进国际体系均衡、普惠、包容、有序发展。     

加强SDR作用的法律路径探析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再次对具有超主权特征的特别提款权寄予厚望。在美元霸权的影响下,要将特别提款权打造成超主权货币并取代美元地位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而重塑SDR的法律制度,加强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则不失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条现实可行的法律路径。具体措施应包括修改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供给制度、设立替代账户的法律制度、增设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条款以及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     

传统宪法概念的反思与超越

传统宪法概念存在三大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抽象对象的局限性、定位上的局限性.基于对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之反思与超越,可将宪法界定为客观秩序和观念秩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主权社会的基本规范.     

国际体系转型视野下的欧盟对非战略调整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欧盟根据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逐步调整对非政策,并在多边、地区、次地区和双边层面形成比较完整的对非政策框架。从欧盟对非政策演变的视角看,新形势下,欧盟在对非洲战略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将政治对话纳入双方合作框架,并显著提高政治合作的地位;将发展与安全关联,加强对非洲安全治理的介入;加强与非洲在全球和新兴问题领域中的合作,使欧非关系超越双边走向全球层面的战略协调;将传统的"援助—受援"范式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国际体系加速转型是欧盟调整非洲战略的结构性动因。展望未来,欧盟会进一步加大对非关注和投入力度,特别是突出政治对话与安全合作,以扩大对非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祛魅一个赋魅了的产消合一世界 ——乔治·瑞泽尔产消合一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之检视

产消合一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存在的样态之一,它以情感诱导、平台规训和数据监视为抓手构建控制模式；通过隐匿剥削意图、打破剥削时空界限和扩大剥削范围实现剥削最大化；推动个体堕入更深层次的“麦当劳化”,使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瑞泽尔试图通过祛除“麦当劳化”的束缚和建设合作共享型数字平台,探索一条以认知和实践为核心的超越路径,但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其对产消合一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具有不彻底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与方法,才能正确认识产消合一资本主义的运行机理,为寻求有效的社会反抗路径提供现实可能性。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国际秩序的重构

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是决定当今世界格局的两个最核心因素。“一超多强”仅仅是力量对比的现状,而不是世界格局的准确描述。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决定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格局的准确概括应当是“一超多强,多边共生”。应当说在这种格局下,每个“边”的国际战略都会影响国际秩序的构建。但真正能对国际秩序构建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少数的大国。当今世界,美国无疑是对构建国际秩序影响最大的国家。为了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     

环境安全与绝对主权观的当代困境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威胁和危机促使人们把环境与安全联系起来,产生环境安全概念,并作为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全球环境安全危机造成的国际关系日渐强烈的合作与协调趋势,使传统绝对主权观陷入困境,表现在对内主权绝对性与最高性的限制,对外主权独立与排他性的否定。就当代国际关系实践而言,确保环境安全的全球行动正逐步使国家主权趋于弱化,具体表现为四种弱化力:国际环境规约的软约束、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侵蚀、国际社会的干涉和诱使、主权的让渡要求。对此,中国应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信息时代国际传播的控制:从管制到治理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传播管制面临挑战,而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国际传播领域,有助于探索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际传播管理的新途径。国际传播控制从管制到治理,实际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从参与的主体看,承担维持国际传播秩序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团体等;从治理内容看,于侧重意识形态之外,又加入了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等新内容;从范围上说,它已不限于领土范围之内,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传播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     

跨国公司和国际制度

随着全球政治多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制度安排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多行为体参与的谈判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国家行为体外,像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根据其功能,国际制度可分为市场主导型和规范主导型.虽然跨国公司比较偏好支持市场主导型制度,反对规范主导型制度,但由于绝大多数国际制度都具有复合性,所以它们常常依据实际参与的政治经济代价和相对竞争力等因素,来确定最后的偏好,以便最大限度地影响国际制度安排,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理论与现实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五重内在逻辑关系,其是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代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释放、增强、竞争等的背景的理论缘由。总体来看,当代世界文化影响力格局呈五层塔状结构。总结这一格局发现,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愈益凸显,价值观影响力、文化传媒影响力和文化市场影响力成为决定当代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强大与否的重要因素;世界文化影响力格局的结构与世界经济格局的结构基本相似;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影响力格局中的位置较为复杂,位列二级与三级之间。可以预见,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竞争将愈演愈烈,世界文化影响力格局将稳中有变。因此,如何对内加强文化认同和文化保护,如何对外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及其竞争力,将对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民主法治的特质要求与发展趋势——兼论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国际法律秩序的重塑与发展

民主是政治平等与自治参与的结合，法治则是一种法律治理与规则信仰。民主的制度化才有法治，法治的前提是民主。国际社会“无政府”的性质使国际民主法治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逐步达成，但主权与霸权既依存又斗争的“两元结构”制约了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的发展。全球化条件下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国际社会转型的加快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有利于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的推进，而不断推进的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也有利于保障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     

评冷战后墨西哥对外战略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墨西哥对外战略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强调经济至上,强调与发达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其外交政策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外交政策"经济化"和"北美化".墨西哥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现实一方面要求更新主权观念,以积极灵活的方式行使主权,但另一方面,必需牢记发展中国家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主权的根本地位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的观念并没有过时.     

国际金融法制改革现代进路

国际金融法制改革势在必行.基于金融市场全球化现实,国际金融法制在维持全球金融秩序,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发挥更大作用,如维护其作为全球财富国际分配机制的公平性,并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方面有其用武之地.鉴于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不均衡和金融秩序无序状态,在平衡国家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基础上,应坚持国际金融自由化原则和监管原则,深化国际金融领域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法制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以求国际金融法制改革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政治经济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不仅仅存在财政逻辑,更重要的是存在政治经济逻辑,通过研究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发现其存在一个"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逻辑:即宏观上的绩效合法型与城市偏向,中观上的政府职能的"重经济轻服务"偏向和微观上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强激励与弱约束偏向。因而要实现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从非均等化供给逐步走向均等化供给,就必须改变其存在"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逻辑,创新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与城乡关系,由政府职能转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构建激励与约束平衡机制。     

主权债务争端解决之国际仲裁机制研究

主权债务危机近年频繁爆发,引发诸多争议,挑战国际金融秩序。传统解决主权债务争端以谈判协商和合同方法为主、在债务国或债券发行地国内法院诉讼为辅,并非十分有效。近年国际仲裁之复兴,为解决主权违约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路径。尽管在认受程度和法律技术层面等仍存障碍,但因该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常设仲裁法院等国际组织的强力推进,国际仲裁将在主权债务争端解决中发挥更大作用。     

论跨国公司对中国商业贿赂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跨国公司进行商业贿赂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其公司内部的原因,也有其外部的环境因素.因此,为了彻底并有效地解决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商业贿赂的问题,我们应当:一、进一步深入反腐败的斗争;二、尽快地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三、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特别是同OECD组织的合作,争取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制订<海外反商业贿赂法>;四、强化中国公司的自治.有必要要求中国的公司制定公司内部的职业道德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