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王闿运经学研究述论

经学大师王闿运经学思想自成体系,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创新、治经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三个时期对学界有关王闿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对王闿运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王闿运经学本身较为复杂,绝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批评,应对其经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王闿运京师之行、交游雅集及著述考述

晚清名士王闿运曾先后四次至京城,其中两次在其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其他两次通过诗文集、年谱和他人日记可以考知。通过对王闿运四次京师之行、交游及宴集的考证和梳理,可以发现,每次北上的背景、缘由,在京师逗留期间的交游宴集对象及著述内容,都对王闿运的文学活动有一定作用和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京城"对晚清士人的向心力和文化意蕴。     

徘徊于文学批评与仕宦情结之间——王闿运《诗经》评点发微

王闿运作为近代湖湘名士,在文、史、政治、教育等领域皆有建树。其《湘绮楼诗经评点》为晚近可见的最后一种《诗经》评点,而由于《诗经》在王闿运研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其《诗经》评点历来乏人问津。然而这个不欲刊刻,仅仅用来课读子孙的文本却正好处于王闿运文学、经学与政治思想的交汇点上,且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流露出浓厚的个人心绪。一方面,王闿运本着重“体”的思想,钩稽系连了《诗经》与后世诗、骚、文、赋等多种文体的源流关系,彰显了其具有“纯文学”意识的诗学观和“大文学”色彩的文章观。另一方面,该评点亦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王闿运经历政治理想的失落之后仍然保有的臣子之心、士人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精神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凄婉、悲音、悲情、清艳——王闿运词学思想新探

作为一代经学大师、文坛巨匠,王闿运词学思想亦于常州词派独占坛坫之时另辟蹊径,以五代北宋词学为宗,选词尤为推崇五代李煜、宋代李清照等凄婉、悲音、悲情的词作,评词常以"清艳"为准的,回归五代词体观念。闿运词学思想的出现,可以唤起更多词人重新审视词体,跳出常州词派的束缚,回归词体发展初期。     

论俞樾的训诂思想与方法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训诂学家。他充分继承和发扬了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在其代表作《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中提出了许多训诂思想和原则，并在训诂实践中运用多种训诂方法解决群经、诸子中的疑难问题。这些思想和方法对晚清训诂学以及后代训诂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王弼学术思想探微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虽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其学术思想表现为:采用入经出经的方法,即通过注释儒家经典而破除经学的神学迷雾;解读经典采用"得意忘言"的方法,破除汉儒解经旧说;以道释儒,整合儒道,并非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儒学。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戴震辑佚成就述论

在清代辑佚学史上,戴震是引领风尚的人物,其遍治经术,补缺匡失,成就甚伟。然而,今人言辑佚之事,极少提及戴震。本文从实例出发,试对戴氏在辑佚方面的成就加以探讨。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