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项目化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困境及其逻辑——基于某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经验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某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成效的实证分析,展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具体实施中的诸种组织困境:“以县为主”的供给模式下乡村组织失语、乡村组织自利性凸显以及村庄内部整合能力弱化成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中遭遇到的组织困境.诸种组织困境的生成是后税费时期基层组织运作逻辑、乡村社会治理样态以及乡村社会内在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展示困境出现的复杂逻辑.组织困境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公共品质量低下、资源大量浪费、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带来基层治理组织合法性的相应提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从制度安排到实际运行:项目制的生存逻辑与两难处境

20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以调节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的项目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的同时,项目制亦能有效地将科层制体系内外的资源集中动员起来。本文试图分析项目制从制度安排到实际运行的过程,认为项目制是依附在科层制体系上的另一套政府运行机制,正是由于依附的特征,使各级政府的政策意图都能融入项目制当中,形成项目制运行过程中的府际互动,推动项目资源在科层制体系中的有序流动。但即便如此,公共管理活动中的项目制所表现出的依附、互动特征在保证项目制生存的同时,也把项目制推向两难困境。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河长制基层运行模式:运作逻辑、现实困境、优化路径——基于广州市河长制实践的调研

河长制是中共中央自上而下推行的水环境治理创新性制度,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本文聚焦于河长制在基层的运作实践,梳理河长制在基层运行的基本逻辑,发现落实基层河长制仍面临诸多困境:涉河部门分散办公、虚拟化运作,横向协同困难;组织架构不完善,职责与能力不匹配;人员专业性与稳定性问题突出,团队工作效力难以充分发挥;项目化运作特征明显,长效治理机制不完善。针对上述困境,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的路径:调整机构设置,河长办实行实体化独立运作;优化工作机制,清晰界定履职范围;组建专业队伍,提升团队的专业性与稳定性;优化工作内容,促进项目制治理和长效治理相结合。     

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

乡村振兴是政府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主动介入以弥补农村资源短缺、人才阙如等发展困境的战略安排,但农村社会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而是要主动回应外界因素。为此,乡村振兴的实施是“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三者的职能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落地,其中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市场是引导城乡资源合理流动的决定因素,农村社会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政府、市场和农村社会的职能需要相机调适,发挥各自优势又互为补充,实现三者的协同共治。     

“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性的乡土逻辑

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旨在用程序化的资金分配及使用方式解决公共服务问题,但在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中,项目制的初衷发生扭曲,从而使得项目在基层实践出现较大的效果差异,文章通过对于项目制在基层运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项目争取与闪躲、项目落地与实施、项目实效发挥与维护的分析,认为基层组织困境是导致“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而带来农民被排除在项目运作过程之外、需求无法表达,资源下乡滋生分利秩序,项目实效难以持续发挥等问题。     

有效治理视阈下基层政府动员转型

基层政府运动式动员存在基层有效治理的困境。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国家对基层政府的动员转向项目化动员。项目化动员从基层治理方式、治理逻辑、治理中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动员成本、基层政府治理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方面来破解基层有效治理难题。基层政府动员转型反映了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的变化,也为破解基层有效治理困境,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治理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困境与路径突破

政府作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牵头人,应承担起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职责与使命。通过实践考察发现,政府在治理农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理念错位、方式失当、权限模糊、保障不足等多重困境,其困境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振兴政绩考核制度不完善、项目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权责不清、自治主体能力不足以及政府监管保障制度不健全和人员技术供给缺乏。因此,多元设置,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统筹互动,优化资源配置运作机制;协调内生,构建政府与自治主体有效协同机制;多维合力,健全监管制度和技术监管保障机制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农旅项目为何失败:基层规划内卷化——基于某农旅项目发展过程的考察分析

乡村农旅项目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尝试,它可以实现农民增收,美化乡村环境,振兴乡村产业,但一些农旅项目却在实践中走向失败,造成了地方财政和市场资本的损失,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以往研究瞄准了农旅项目本身的发展模式与静态困境,未对失败的原因进行理论解释。通过考察苏北H村荷花池农旅项目的发展历程发现,基层规划内卷化是造成乡村农旅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当地基层政府对农旅项目的规划经历了规划片面、规划冲突和规划偏差的非科学递进过程,导致乡村农旅项目形成了每况愈下的市场状况:从市场单一到市场隔绝,再到市场消失;最终,引起农旅项目丧失其公共性和开放性的本质特征,最终走向失败。     

责任网格的精细化治理逻辑及其效能——乡镇党委统合的一种组织创新路径

乡镇党委主导下的网格化创新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性,但网格化与基层精细化治理之间的关联性仍有待论证,其核心命题在于基于责任划分的网格化治理能否促进基层体制与乡村民情的衔接,促进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以及情境化的适应性治理。通过S省L镇个案经验分析“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及其效能,研究发现:责任网格是基层行政组织基于事权有效分配和资源优化利用而建立起来的科层制运作体系,在层级设立、组织架构和人事配置上具有灵活性;责任网格以事权责任分配治理空间,由“网格到片”变为“责任到人”,能够强化行政体系与复杂治理情境的适度衔接;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为治理事务差异识别机制、治理资源有效动员机制和治理情境塑造引导机制。责任网格是基层治权有效集中的组织载体,其功能在于以组织网络制造有效的乡村政治关联,促进基层精细化治理。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人问责依据确定研究——一个合同风险责任分配的视角

代建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中的一种模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目前对项目层面责任追究的研究较少。从项目治理理论出发,将代建项目看作是临时性契约组织,根据代建人对代建项目的控制权确定其职责,运用风险分配理论确定代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分配方案,然后根据代建人的职责和风险分配方案构建代建合同中的风险责任矩阵,确定代建人的合同风险责任,将其作为代建人责任追究的依据,完善代建人约束机制。     

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贵州省M县S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抓党建促振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种可行路径。通过对贵州省M县S村的案例考察发现,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成可能,原因在于21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变迁、基层治理模式转型以及新时期农村党的建设新要求。基层党建嵌入之所以能够优化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基层党建通过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夯实了治理基础,通过行动嵌入乡村治理优化了治理方式,通过职能嵌入乡村治理重塑了治理属性;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能够有为,重点在于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能够在组织结构、治理目标上实现耦合,并形成互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进一步优化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条块结对: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经验阐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需要总结脱贫攻坚中的实践创新案例。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实践创新典范,条块结对能够整合资源、调整科层流程,从而实现治理目标。采用无结构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中部S省Q县的考察发现: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部门与村庄结对形成任务型行动共同体,以项目进村为工作核心,通过定目标、结对子、谈项目、抓落实来完成相应的脱贫任务。在部门进村过程中,条块结对利用资源整合与科层压缩两种机制,通过对项目的合成、借用与转化来回应脱贫任务下的压力考核。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继续发挥结对的治理优势,但面对整合与压缩后的基层治理场域,则需要关注因资源与权力过密可能存在的项目持续与治理内卷风险。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访目标责任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C县的调查研究

基于C县调查分析表明,信访目标责任制是由多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相互勾连而成的管理体系;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既有体现刚性约束、压力传递、责任考核等手段的日常式治理,也有特殊时期的运动式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基层政府政治行政化与行政吸纳的联合运作、压力型体制下的简约治理、理性科层制下的反科层运作、一定限度内的反控制博弈、乡政与村治的制度联结的实践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对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绩效进行评估,能够有力促进该战略的贯彻和落实。作为政府绩效评估核心的绩效指标设计必须以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履行职能为依据,遵循导向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其职能必须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五大主题,采用360度多元主体评估法,建立绩效评估结果信息沟通和运用平台,以便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中能更好地改进工作。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