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法视野下的藏族习惯法调解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调解作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民间备受偏爱。藏族习惯法偏重调解,在藏族习惯法回潮的背景下,将其放在人民调解法的视野下予以考察,无疑有利于推动藏区法治现代化进程和维护藏区社会稳定。     

对特定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前置程序的思考

特定民事纠纷非经适格的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不得提起民事诉讼。该程序的引入,有利于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准司法文书的效力。     

替代性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体育全球化、产业化步伐在加快,体育纠纷越来越多和广泛关注,体育纠纷的解决成为国内法律界和体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外对体育纠纷多采用替代性体育纠纷解决方式,这种解决方式主要有调解、行会内部处理、诉讼及仲裁的调解服务,相对诉讼而言,替代性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高效、快捷、友好、价廉等优势,这对建立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并引起建立我国替代性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三调联动”与刑事和解——基于湖南经验的实证研究

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三调联动”）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一条崭新思路。借助覆盖范围广泛的调解组织体系,充分发挥“三调联动”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可以充分促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和执行,以真正实现“定纷止争”。     

著作权纠纷专业调解机制的法律定位及完善

面对著作权纠纷的增多和审判压力的加大,我国各地对专业调解机制进行了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效,但仍存在设置主体、组织定性、管理体制、人员结构不一,规则不健全等问题。直接和表层的原因主要是法律定位不明,深层的原因则是理论上对人民调解的本质属性及其纠纷解决功能认识不足。人民调解的本质属性是纠纷解决的群众自治性,著作权纠纷专业调解机制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城市开放型社会现代性纠纷解决而产生的新型群众自治性调解组织形式。因此其应归属于人民调解的法律范畴,通过《人民调解法》的修改,为之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其机制设置。     

诉源治理视域下三调联动体系构建及机制创新

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建立符合社会发展特征并满足人民现实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诉源治理中通过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构建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文章梳理了三类调解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面临现实问题，以贵州省“三调联动”体系为案例分析，发现人民调解法治保障不足，行政调解程序不统一、调解管辖不明晰，司法调解存在调解和审判职责如何有效运行、调解时限要求过于笼统、任意反悔权等问题。通过构建区隔与融贯相结合、制度性联动、数据赋能“三调联动”有机体的工作机制，从而充分发挥“三调联动”从源头上调解纠纷的综合治理效能。     

论社会治理新格局站位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建设方略

通过建构“个体选择的制度情景”分析模型,发现知识机制是决定矛盾纠纷当事人选择司法诉讼、行政裁决还是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的主要机制,即法官、行政人员和人民调解员携带的知识差异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因此,面对人民法院“诉累”现象,制度设计者必须站在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高位上,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前哨功能,逐步减少诉讼调解、行政调解活动,督促法院专注于审判本职,督促政府致力于服务本分,从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具体而言,包括三条建设方略：一是加强法官对人民调解的指导,支持非庭审法官成为人民调解员;二是购买律师服务,鼓励律师成为人民调解员;三是将人民调解设置为法院受理部分民事纠纷案件的前置条件。     

迈向集约型司法的民事审前调解

民事审前调解被再度重视,缘于诉讼调解的复兴浪潮、诉讼机制的不足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发达。建构与强化民事审前调解具有相应的学理依据、制度实践和智识支持。在民事审前调解的制度化过程中,应当秉持集约型司法理念。     

厚望与失落: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反思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基本的发展进路应是立足于中国司法发展阶段的现实,以实现诉讼程序现代化为基点;在制度设计时,兼顾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不能将其作为制度变革的核心或解决纠纷的主力军。为此首先应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改革;同时,我国现有的呈扩大态势的人民调解组织也应回归宪法定位;而在人民调解组织之外,还应构建多元化的民间纠纷调解机构网络。     

制约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理论问题

当今的中国,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整合过程中,对脱胎于传统社会的调解制度青睐有加,2010年《人民调解法》的出台更是从制度上给予支持,无论是舆论宣传,还是体系构建,都表现得非常强势。作为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制度也被寄予厚望。但是新时期的人民调解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理论危机,定位过于功利性,调解依据强制法律化、调解目标现实与理想脱节等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对于人民调解制度,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或者说自治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意义上,人民调解制度本身无法承栽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人民调解制度的存在价值不应该被无限放大。     

论委托调解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兼谈委托调解的主体框架关系构建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调解程序中体现为调解权与调解辅助权的关系。调解权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在调解程序中处于主导地位。调解辅助权是法官权力的体现, 旨在引导和辅助调解权的实现。在委托调解中, 独立调解员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调解权中得到授权以引导调解, 另一方面从法官的调解辅助权获得支持。当事人主导、独立调解员引导、法官辅助, 构成委托调解的合理格局关系。     

调解率的理性反思——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分析解读

调解表明双方合意的最大化,具有维权成本低、及时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等功能性优势。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调解案件占执行案件比例趋升、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的现象,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反映出调解合意的贫困化,调解效果异化,"案结事了"司法功能出现弱化趋势。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恶意拖延逃避执行等当事人因素,也有法院为主导下策驱动的强制调解,因此应将合理定位调解制度,在司法理念上澄清认识误区,在司法考核技术规则上合理设计,在司法制度上进行立法完善。     

委托调解原论

委托调解是指法院在立案前或立案后将民事案件委托特定的组织或个人主持进行的调解。截至目前,委托调解仍以司法解释为依据,缺乏正式立法层面的制度确认。不同地区、不同法院的委托调解实践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简单案件在委托调解的案件中占绝大多数。有关委托调解既有的三种学说对其定性都存在不足。只有区别对待法院调解与诉讼调解,进而将立案前委托调解定性为诉讼调解,方可确保法院对委托调解的主导作用,并保障委托调解司法化进展的顺利进行。立案后委托调解的适用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受案范围。组织作为委托调解人时所具有的本能性扩权或固权冲动,将成为独立型委托调解存续和与附设型委托调解形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重要原因。分流案源不是委托调解的唯一功能,其功能是多方面的、系统性的。     

民事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研究

人民调解制度在诉讼时代面临着挑战,行政调解被司法机关漠视,调解与审判的结构关系未能理顺,现行的各种调解制度“各自为战”,尚未形成合力。法院应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建立对法院外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从而实现法院调解与法院外调解的有效互动和有机衔接,同时,应尽快出台《民事调解法》。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多,诉讼压力增大,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经历了从“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宁波模式”的实践探索以及顶层设计后的迅速发展,在加强调解机构中立性、提升调解人员专业性、拓宽财政经费来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认同度和公信力不高等现实困境。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公信力困境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调解主体的中立性偏离、调解程序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不足以及诉调衔接机制的不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主要包括:加强对第三方调解的宣传力度、提升调解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强化第三方调解组织的中立性以及从主体、程序、效力等方面完善诉调衔接机制。     

和谐社会语境下诉讼调解的完善——以调审分离、审前调解为构建中心

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再一次被提倡和推广。但是,现行立法规定的诉讼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却产生了诸多弊端,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要求,它不仅没有发挥调解的优势,反而在扭曲调解制度本来面目的同时破坏了审判的公正性。文章通过阐述和谐社会语境下诉讼调解的本质,剖析了现行调审合一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以当事人合意为指针、以调审分离、审前调解为基本模式的诉讼调解制度。     

论法院委托调解

法院委托调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为了激活调解资源、吸收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实现良性诉调对接而进行的一种创新,其直接的法律依据是<调解规定>第3条.法院委托调解兼具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属性,关键要注意"四个合适":将合适委托调解的案件,委托给合适的调解机构,采用合适的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适的法律效力.法院委托调解具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不值得信任需要警惕的一面.中国当前尚不具备人民调解前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法院委托调解为契机,建立附设法院的调解,是中国诉前调解前置的可行办法.     

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到单独调解

2008年《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的实施，意味着中国仲裁机构运用调解的方法解决争议不仅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还有单独的调解。依前述规则，调解的采用费用低、时间短，即使调解未成功也不至拖延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时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固然获得成功，但单独调解理论上更有优势。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完善

劳动纠纷的特殊性决定调解在劳动争议解决中的重要性。但我国立法界对劳动争议调解重视不够,对其规定过于简单,造成实践中不能充分发挥调解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现针对劳动争议调解的实践,剖析当前关于劳动争议调解立法的不足,提出立法上的完善建议,以促进劳动争议调解实践的发展和劳动关系的和谐。     

我国行政调解的溯源、发展与困境突破

由行政机关主持民事纠纷的调解在我国既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又有强烈的现实需求,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行政调解尚无统一的专门性规范,实践中各部门各地方的民事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各自为政,发展极不平衡,严重制约了其定纷止争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行政调解相关制度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率,其所适用的民事纠纷范围划定不宜过宽,具体程序设置需繁简得当,同时有必要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并赋予行政调解协议高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强制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