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之回顾与展望

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是主体性和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现当代的许多哲学家对主客式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主张主客浑一。中国哲学史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一批先进思想家起而反对天人合一,强调我与非我之分和“心之力”,大力介绍和赞赏笛卡尔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和主客式。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从哲学的深度来看就是召唤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五四以后至今,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在步伐上太缓慢、太曲折。２１世纪的中国哲学必将继续发展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但西方近代的主客式和主体性由于被吹胀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产生了种种弊端。２１世纪的中国哲学应该批判地吸取天人合一思想之合理处,把西方近代的主客思维方式补充进来,使两者相结合。２１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二者相结合的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在近代的嬗变

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是直观或思维和经学思维,二者往往结合在一起。它不同于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要求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思维对象的本质,其显著特点是思维过程中的突发性和飞跃性。传统的直观式、经学式思维方式在近代发生了变化。西方近代实证科学和逻辑思维方式传入中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许多哲学家做了介绍和可贵尝试,并完成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演进,这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简论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异同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原生生活基础、思维方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这三个方面。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不同,在原生生活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农事为思考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城市生活为思考中心;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神人之分和征服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以权力的合法性为中心,围绕着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应有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实践美德、民本思想和基于人伦的亲情,而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智美德、神本思想和基于＂逻各斯＂的理性或意志。这些差别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对待民的基本态度之上,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待民的态度是以如何＂牧养＂民为根本立足点,而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则是以如何＂放牧＂民为根本立足点。     

由“李约瑟问题”反思中国传统科学的当代意义

"李约瑟问题"所探讨的关于为何拥有泱泱历史五千载和辉煌灿烂文明的中国竟没有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孕育和落生的土壤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对比结合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历程与特点,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社会制度结构及经济发展几方面因素影响下的中国科学技术的特点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科学遭遇"李约瑟问题"的原因。同时,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和在对中国科学发展现状全面客观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对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和教育培养方式的建议,以期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新世纪中国科技哲学的增长点

中国科技哲学经历了从解放前的萌芽、建国后的创建到改革开放后的空前发展,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一、在自然辩证法及其思想旗帜下关于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的系统研究,以现代科技前沿的思想方法、哲学问题为主题的专题研究获得不少成果。二、西方科学哲学专著和思潮的翻译、传播、名家思想的评价,在一定规模上得以应用、推广。三、在西方唯科学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处境艰难,受到生态环境危机、增长危机挑战的背景下,当代系统科学对非系统性、复杂性、不可逆性、非线性和有机自然观情有独钟。中国科技哲学通过挖掘、整理、复…     

中国哲学“天“观念的近代演变

"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上帝、自然、命运、本体(理、气、心)诸多涵义.近代哲学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天"范畴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演变.在此转型过程中,凸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融合性、批判性、实践性和终结性四个重要特点.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自胡适、冯友兰先生首创"中国哲学"这门学科以来,它的主导方法一直是"逻辑的和科学的"。这种状况不利于研究者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中非逻辑概念的哲理维度。现在亟须的是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或深层自由,即:一方面鼓励各种古代研究方式的复活,另一方面吸取西方哲学中有可能与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生动对话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以便找到可以真正引发出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当代生命力的治学途径。     

“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西方“美狄亚”与中国“杀子”、“弃妇”叙事比较研究

＂美狄亚＂作为＂杀子复仇＂的女人的代名词,是＂为爱复仇＂的一种符号,折射着西方文明的某种品格。而中国没有＂美狄亚＂,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文学中没有＂美狄亚式的弃妇＂或＂美狄亚式的杀子＂,而是说没有＂美狄亚式的因为爱情而杀子复仇＂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弃妇叙事＂与＂杀子叙事＂的断裂,反映出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神话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之一种）迥异的精神品格。     

“李约瑟难题”对中国石油科技创新的启示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分析"李约瑟难题"在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石油科技史中的不同表现,探讨中国石油科技史中"李约瑟现象"的原因,可获得加强中国石油科技创新的启示:大力实施石油科技创新战略,如创建中国石油科技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石油科技研究院,制定培养中国石油科技精英人才的"珠峰计划",建立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科技研发中心,聘用外籍石油科研人才进驻国内石油科研机构等,从而促使中国早日重新成为世界石油科技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李约瑟问题”的部分消解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以"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的方式,消解了李约瑟有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疑问。然而对于"李约瑟问题"的另一组成部分,即"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而后来却不是这样)",却并未因此而一同消解。这一部分的疑问更多地涉及数理科学之外的技术,并且是一个能够证伪的真问题。     

巨擘·重镇·哲人——简论冯友兰的学术造诣

冯友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带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比较妥善的处理了中西哲学的关系。冯友兰是一位不断求索的哲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固有哲学相结合的道路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流。     

李约瑟与竺可桢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针对＂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断,以竺可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著,为中国辉煌而久远的科技发展史正名;李约瑟亦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大讨论,并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论＂。作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强有力的支持者,竺可桢有目的地为李约瑟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籍资料,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给予其人力、财力资助。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计划实际上也诱发了竺可桢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就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与创立时期的学术争论,竺可桢坚持中国起源说,李约瑟则依违于巴比伦起源说与双方独立起源说之间。     

再谈李约瑟及其"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概括,对世界了解中国,消除误解与偏见作了极好的宣传.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存在"拔高"或"说好话"的倾向.他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被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无不妥.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理论根据.     

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发展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总起来说佛教的作用是强烈的阻碍作用",这未免失于偏颇。中国佛教具有三个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特点,并通过四条主要途径介入和影响了古代科技的发展,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起到了积极的和促进的影响。     

2005年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三史”和“六书”影响广泛,他的“新理学”体系,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人生境界说,还有融入其中的中西文化观,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无不表明冯友兰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将2005年学术界关于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作一综述,以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