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对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探讨

现行生育政策下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生育政策贯彻执行也遇到社会变迁引发的困难。通过调研数据资料分析,从生育水平、生育意愿现状评估和二孩生育政策试点经验等方面论证了实行城乡统一的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和可行。     

安徽省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及变动研究

以我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历年统计数据,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剖析安徽省妇女生育水平现状和发展趋势,探析生育模式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安徽省虽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生育水平起伏较大,存在着反弹势能,且皖北、江淮和皖南三大区域之间生育水平发展不平衡.当前全省应当平稳推进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能力,不断优化人口结构.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实行生育限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后根据与会者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1]。建议书的主题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认为在人口新常态下,生育限制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新的人口常态包括: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与完善

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从托育服务市场发展、生育保障水平、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对于三孩生 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回应需求,从完善托育服务市场、提高生育保障水平、促进女性职 业发展等方面对三孩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力求从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独生子女夫妇生育预测问题讨论

就夫妇为独生子女的情况,对以下3个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1）年龄孩次递进生育率模型及用Exel计算的公式;2）三种获得独生子女年龄分布的方法及推算单、双独家庭妇女的年龄分布概率;3）一些地区符合政策可生育2孩妇女的2孩递进生育率水平。通过讨论帮助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干部把握独生子女夫妇生育问题对人口的影响。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析

三孩生育政策是党中央在面临新的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三孩生育新政是对之前相关生育政策的调整与补充.本文首先通过阐述三孩生育政策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说明出台三孩生育政策的现实意义;其次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孩政策的补充三个方面分析全面开放三孩的原因;最后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的路径探析.     

辽宁省出生人口萎缩与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辽宁省育龄妇女数量和出生人口数量多年来一直呈减少趋势,生育水平已经进入超低状态,尽管面临新的生育高峰,但由于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也不会引起出生人口的较大反弹.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调整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以维持合理的人口再生产.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An Extension of the Conventional TFR

The period-based total fertility rate is probably the most commonly used single measure of a population??s fertility level, but it has the disadvantage that it only controls for the population??s age distribution and not for any other subdividing feature, such as the parity distribution, ethnic composition, 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is may lead the TFR to change because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changes, even when the underlying fertility remains constant in each population sub-group. In the present contribution, we use elementary event-history methods to show how one can easily control the TFR against a change in the population??s distribution across any selected subdivision. We use the data of the Romanian Gender and Generations Survey of 2005 to illustrate how this can be done.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且持续偏高，一般认为，这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何者为主要因素却有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虽然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直接相关，而且是诸多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偏严的生育政策是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社会角色转型与生育水平变动

基于文献研究和走访调研,运用对比分析方法,考察了社会角色现代转型对人口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认为:社会由静态封闭的传统乡村转向开放流动快速变革的现代城镇,这一变迁带来中国人社会角色整体性的根本转型:由群体转向独立,由"家人"转为"社会人",由"熟人"社会转换为"陌生人"社会,社会活动由个体素质主导取代了血缘和宗族的规模依恃;女性则由依附从属性角色走向独立自主。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低生育水平社会的自生成机制,因而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将难以逆转。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韩国性别比失衡治理探析

韩国人口出生率在1962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快速下降,而出生性别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上升,出现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采取综合措施治理性别比失衡,目前其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下降到正常水平。梳理和总结韩国调整人口性别比的治理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Marital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Italy After 1995: Bridging the Gap with Western Europe?

Despite a delay of 20–25 years, when it comes to cohabitation, Italy has now begun to resemble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in legal separations has accelerated since 1995, although their number still remains far from that observed i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A, the UK, and France. Finally, Italy’s fertility decline has come to a halt: the cohort of women born in the early 1970s will likely have the same TFR as those born in the mid-1960s (around 1.55). Moreover, in the Centre–North areas, period TFR rose from 1.1 in 1995 to 1.35 children per woman 10 years later. The territorial diffusion of cohabitation, legal separation, out-of-wedlock births, and fertility recovery overlaps closely with that of the decline in birth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similar geographical pattern has been observed for the diffusion of school enrolment, industrialization, secularization, and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foreign immigration.     

当代青年农民的生育观探析——基于河北省临漳县H村的走访调查

生育观即人们对于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当代青年农民既没有固守"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也没有形成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所提倡的"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观,注重自己及子女生活质量的现世伦理成为当代青年农民生育观的基石,"一儿一女"成为其理想目标。     

对未来十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考

目前我国已取得了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的成绩。未来 10年是巩固这一成绩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 ,计划生育工作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得到极大提高 ,这为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 ,并将这一工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