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札记二则

一、苏轼词《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编年辨误苏轼词《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一阙,付莯《东坡纪年录》将其作年定在熙宁八年(乙卯,1075),原题下注云:“赠赵晦之吹笛侍儿,作《水龙吟》。”朱孝臧《彊村丛书》本《东坡乐府》依《纪年录》;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就朱本《东坡乐府》作校笺,其词作编年一仍朱本旧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苏词辨伪

苏词辨伪邹同庆，王宗堂近年来，我们在纂著《苏武词编年校注》时，发现苏轼与他人重出词近百首。其中有四十多首是苏轼词误作他人词；有十余首因现存文献不足，尚难断定是苏轼作或是他人作，只好暂作重出互见处理；另有四十多首，则为他人词误作苏武词。现选出误作苏轼词...     

元稹诗文编年新解——《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本文共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编年计约 2 6首 ,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诗文之后 ,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 ,然后笔者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 ,列举笔者的编年新解及其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 ,为准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的文献考证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撰有《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该书针对苏诗旧注作了进行了全面的订正、补充。清代宋举、邵长蘅整理翻刻宋代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而成的《施注苏诗》,对施顾原注常有妄删,查慎行首先针对此现象,补充了施顾注的原文,并对旧注改动引文的原文以迁就作者的现象作了批评与更正。其次,查慎行在《施注苏诗》的《续补遗》二卷的基础上,又依靠宋代及明清的文献,辑得苏轼的佚诗一百二十余首,并对互见于苏轼与他人诗集中的九十首余诗歌作了考证,论证了其中大部分都不是苏轼的作品。《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元稹诗文编年初探--《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文章共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编年计约 35首 ,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的具体诗文之后 ,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 ,然后笔者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 ,列举笔者的编年初探及其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 ,为准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元稹诗文编年新说－－《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约15首(篇)，标示《年谱》编年疏误诗文，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并列举笔者的编年新说及其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为正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王维诗歌之系年考辨

以中华书局1997年版《王维集校注》为据,对其中的66首诗的编年进行重新考察,或指出其误,或予以考补,或重新编年,有利于参考。     

苏词研究的新探索——《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一瞥

苏词研究是近世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有关苏轼词集的编刻整理累计有二十余种。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集校注》,在参考传世苏词各重要版本和近期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苏轼词集作校勘、注释、编年、集评、辨疑等文献整理工作,在各个领域均进行了新的探索。撮其要者,在以下三个方面最为突出,这就是:意象词旨的深微探析、编年本事的精细考订、词语注释的准确追寻。     

司空图诗文编年补正

在学界关于司空图研究已有成果基础上,新增《顷年陪恩地赴甘棠之召感动留题》、《敷溪桥院有感》等12篇诗文编年,辨正了《复安南碑》、《榜下》等七篇诗文编年之误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从“阴抑苏黄”到“顾挹苏氏之余波”——论叶梦得早期贬苏与后期学苏的必然性

叶梦得主要生活于徽钦二宗与高宗执政期间。此期间正是苏学极受贬抑与苏学得以高扬的时代。叶梦得贬苏与学苏貌似矛盾,实则为时代政治变迁在创作主体脑际引出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必然性。     

“为”与“不为”论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处境、操守与选择

元祜时期,苏轼曾“三入承明,四至九卿”,进入过权力中枢,但在表面风光下他却不安于朝,饱受政敌攻击,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桔政争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攻击者的角度看,不能完全排除私人恩怨,但更重要的是与体制的变质、与苏轼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从苏轼的角度看,则与苏轼不合时宜的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因素有关。苏轼在元祜党争中的担＂-5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耳目所接，皆成佳咏——苏轼嘉祜四年江行诗探胜

宋真宗嘉祜四年苏轼（1059年）自蜀返京之际，舟行长江，作诗40余首，展现了长江沿线的山川景致、文物古迹、风土民情，集中反映了苏轼文人与政治家的双重气质，体现了苏轼与众不同的的历史观、生命观和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作品展示了苏轼天才的创造力、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深厚的人文素养积淀。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苏轼诗词选》英译的美学损失与补偿

苏轼诗词寓意丰富,用词精炼,有些诗词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因此重现诗歌的美学价值是翻译苏轼诗词所必须考虑的。但由于中英文语言结构以及文化思维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不管是语言形式还是审美价值难免有所损失。针对苏轼诗词的美学特点,以等功能补偿原则为基础,对诗词语言美和意境美两个层面的美学损失进行补偿研究,揭示了苏轼诗词翻译过程中不同层面的补偿策略。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

苏轼一生两度任官于杭州，在杭期间，喜好交游的他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与同年的交往是苏轼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往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谈苏轼常州所作词

东坡生于眉山,平生对常州情有所钟,最后终老于常州。理解东坡的常州情缘,是深入体会东坡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考核了东坡在常州境内所作的六首词,对其写作时间和背景作了辨定,对其内容进行了分析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