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小说的历史转型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至明清时代 ,小说自身不断完善 ,小说创作体现了小说从雅到俗、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和审美对象由历史到现实的历史转型 ,体现了审美趣味的否定之否定 ,迎来了我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繁荣和成熟     

论解放区小说创作中的审美趣味——以人物形象和创作主体为视角的考察

在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审美趣味因涉嫌小资情调而受到主流政治话语的排斥,无法得到充分的彰显。然而,审美趣味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尽管受到意识形态和作家主体双重的抑制,审美趣味仍在小说创作中留下了可待考察的痕迹。解放区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以及创作主体的创作过程。就隐含了其独特的“审美趣味”。从审美趣味的角度,深入解读其时的小说创作,可以更好的理解人物形象的内涵和作家的创作活动。     

玛拉沁夫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下)

玛拉沁夫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地进行典型情节的提炼和加工,同时还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形象对比原则进行大胆实践,从而使人物形象十分饱满,性格非常鲜明生动。此外,玛拉沁夫在人物形象塑造时,还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特别是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创作中心转移到对人物命运和人生价值的关怀和思考上,从而使其小说具有了一定的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活佛的故事》标志着玛拉沁夫小说创作艺术上的真正成熟;《爱在夏夜里燃烧》代表着玛拉沁夫小说的最高成就。     

《局外人》:存在主义哲学意蕴的诗性彰显

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通过特殊的小说叙事、小说人物言语 ,凸现了一个从人类主体精神角度充分意识到荒诞 ,并对荒诞持蔑视态度的人物形象 ,实现了小说叙事、人物言语与存在主义观念的审美统一 ,从而使存在主义哲学意蕴获得了完满的诗性彰显。     

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审美品格

许地山的早期小说因其浓郁的传奇色彩和异域情调而相对远离了当时的主流文学,但他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上升到宗教哲学层面,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关注人生终极意义,因而具有了超越性。同时他的小说因其人物形象塑造又显现出悲剧性与意志力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向善向美是他的人格建构,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不懈的艺术追求。这些共同构成了许地山早期小说的审美品格。     

FAIRY TALE——《哈利·波特》的文体本质苏文清

几年来,《哈利·波特》在风行世界、好评如潮的同时,也受到了如禁止出版等不公正的待遇。其不公正的待遇与其小说或是童话的文体界定密切相关。从审美品格来区分,魔幻小说是小说,具有写实性;而童话具有非写实性。从人物形象塑造上区分,小说要求塑造典型人物、圆形人物;而童话偏于类型人物、扁形人物的塑造。考察《哈利·波特》的非写实性与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特征,我们不难界定《哈利·波特》的文体本质为中国的童话,英国的FairyTale。     

论现代抒情小说三种纯情主人公的塑造

郁达夫、沈从文和孙犁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作家,他们分别塑造了自叙者、神美者和抗战者三种纯情主人公,这三种纯情主人公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内涵。我们试图从人物审美内涵、人物原型、叙事方式和人物形象的美感形态四方面比较三位作家是如何塑造这三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使命感的位移——兼论刘醒龙小说中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

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是刘醒龙创作的熟地。“牧官意识”使前期的刘醒龙获得了社会使命感的深刻，但付出了人物形象塑造上抽象化的代价。近期他更注重调适“作者—人物”之间的审美距离，力图将基层干部形象放大为立体多义的审美符号群。本文正是从把握刘醒龙基层干部形象塑造的转变入手，探讨其小说创作由以政治型使命感为主到以审美型使命感为主之位移的深层内因     

当代小说人物形象的真实化趋向

(一) 小说中的人物,作为审美实体是真、善、美的综合规定。真、善、美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与促进,但三者并不等同。小说人物艺术创造的历史,小说人物形象系列形成的历史,从某种角度说,也就是真、善、美相互作用、发展的运动史。这三者的发展可以是平衡的,也可以是不平衡的,后者是更为常见的事实。“文革”前的小说创造了一大批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还有一部分成为艺术典型。其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真、善、美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有机程度与水平并不高。由于社会政治的左右,由于“文学工具论”的引导,小说的人物形象重在善的追求,而对真与美有所薄待。所以,“文革”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首先考虑的是人物的无产阶级功利目的,是以善为核心而形成真、善、美的结合体。     

散文细节描写的艺术功能

细节描写不只属于小说,同样适用于散文。从作者写作,到读者阅读,细节之于散文具有一定的表现功能和审美功能。小说的细节描写细腻、连贯,具有动态性,主要用来刻划人物,推动情节,表现主题;散文的细节描写则具有片断性、跳跃性和意象性的特点,除了刻划人物形象外,还可以表现情趣,拓展意境,传达神韵,阐扬哲理。     

古代小说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派研究二题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多重功能,而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又具有对小说功能进行评价的责任,因此,中国小说评点派诸家对古代小说的功能问题多有议论,且不乏真知灼见.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是古代小说的两种重要功能,对此,古代小说批评者们作出了种种可贵的探索.     

论中国古代小说尚劝戒的审美思想

尚劝戒的小说审美观渊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教化思想,它昌行于明代末年.其时的尚劝戒审美思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小说的序言、跋语和非情节部分(话本小说的入话、篇尾;章回小说的头回里)大量填进劝戒性内容;另方面,则体现在明末通俗小说家在为其作品命名以及对于此种命名的解释和有意强调上.尚劝戒的小说审美思想是中国古代小说审美思想摇摆于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间、而后倾向于功利性的表现之一.     

孕育与蜕变——史传与古代小说及续书之关系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史传文学孕育出了中国古代小说，但是又阻碍了它的发展。续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续书在创作过程中体现了作者自觉的创作意识，采用了想像和虚构的文学手法，从而为中国古代小说挣脱史传传统的影响做出了贡献。它是古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对依存于史传传统现象的一次强有力的突破。     

论鲁迅的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

发掘经典著作中所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集中体现于《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的古代小说史研究方法,其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学之法融会贯通,将理论分析与文献考据相结合,以社会历史批评发掘小说的社会文化底蕴;以文化比较研究拓展小说审美维度;以古典目录学之法梳理小说观念的发展,从而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树立了学术典范。     

论武侠小说的历史性

武侠小说叙事时空主要以明确、虚拟和淡化历史朝代三种方式指向中国古代社会之“历史”。在这一时空前提下，小说家又主要采取借用和架空两种方式想象重现或“改变”历史生活，既塑造“侠”的形象，又表现出对历史的深刻思考，揭示历史与文明进程的规律和意义。这可概括为武侠小说的历史性类型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侠”的丰富存在和文化传统，是武侠小说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作为英雄之“侠”的形象塑造、玄妙神奇之“武”的渲染、传奇江湖描绘的要求是武侠小说的文体前提，它们交互作用的结果，使得历史时空成为武侠小说具备本土性、文化性、想象性、合理性、可信性存在的必要时空。武侠小说虽然不是历史小说，但历史性是武侠小说这一中国传统小说类型的根本属性。历史性之于武侠小说，可以产生现实的超越性、感受的真实性、内容的深广性以及侠的形象塑造的丰满性等美学意义。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空间的文化论析

中国古典小说形成重视空间的审美趋向，无论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巨制均是如此。叙事空间和单纯的环境描写亦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观念化取向，这主要是因古代哲学传统中重视自然的观念所致，而园林艺术、万物为道之表现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古典小说体制的建构生成。     

试论《庄子》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贡献

《庄子》寓言的以文为戏,是对以文为史观念的反拨与颠覆.其丰富奇异的叙事性想像,是对抒情传统主导下的诗人艺术想像的重要补充.其诗入小说的成功实践,是小说史上的创举.《庄子》对我国古代小说及其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审美特征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之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的版本均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演进的过程;被随意改动、评点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影响到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古代小说比戏曲的版本情况更复杂,删削、割裂、作伪、续书等现象屡见不鲜。其原因在于两者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的差异。古代小说与下层文人联系更为密切,因而版本问题更多。     

徐念慈的小说美学思想

徐念慈的小说美学研究 ,对近代小说美学理论有突出的贡献。他以公允的态度对小说与社会、人生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而辩证的论述。其小说社会学研究 ,开中国小说社会学研究之先河。他参考黑格尔等西方美学家的理论 ,对小说的艺术特性进行美学研究 ,发表了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见解     

茅盾历史小说和施蛰存历史小说之比较

茅盾和施蛰存以古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以运用大量的心理活动作为支撑文体的骨干,从而形成了一种文体独特的历史小说。茅盾着重于人物心理活动的隐秘性,施蛰存则侧重于人物的爱欲心理,甚至是畸形变态的性爱描写。他们对小说文体形式不同的审美追求,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在人物心理分析运用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极为不同的地方。历史小说创作在他们整个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也代表了作家努力探索新题材、新形式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