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本学科首页   官方微博 | 高级检索  
检索     
共有20条相似文献,以下是第1-20项 搜索用时 343 毫秒

1.  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被引次数:3
   刘士林《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分层,显示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逻辑进程与经验走向。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的。而在江南城乡之间,由于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前提。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2.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查清华《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3.  西湖游赏的诗性境界及其当代意义  
   刘永《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卷第6期
   西湖游赏是古代杭州都市文化诗性特色的重要体现,与杭州城市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关。西湖游赏有三种不同的诗性境界:诗酒美人的诗性审美境界、感时伤往的诗性政治境界和高朗静深的诗性空明境界。它们分别主要受到江南诗性文化、北方伦理文化以及道家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西湖游赏及其诗性境界对当代都市规划、都市生活方式以及都市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4.  古代江南佳丽的诗性审美精神阐释  
   刘倩《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卷第2期
   江南钟灵秀丽的景色孕育了众多绝色佳人,她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注重外在的美,内心还尽力追求一种精致、诗意的生活。这种诗性的关帮助她们跨越了生活中的坎坷荆棘,在面对人生挫折时犹能以审美的态度释怀。这些女子大都具有超凡的才艺、高洁的气节,以及对待爱情勇往直前的气魄。诗性美使得柔弱女子身上散发出超越卑微出身局限的高贵气质,给她们的人生渲染了传奇的色彩,由此折射了古代江南佳丽特有的诗性审美维度。    

5.  当代先锋文学中的江南文化因素  
   王洪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江南文化的诗性特征和在全国文化版图中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是当今中国先锋文学的深厚精神和艺术营养。与伦理的北方齐鲁文化以及同处南方的其他文化类型相比,江南文化的审美性带有了某种宗教般的超越性品格。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当代先锋文学之中,成为这种新潮审美形式不竭的精神和艺术资源。然而这种继承和吸纳是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实现的。    

6.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刘士林《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卷第6期
   在地方经验的语境中,中国区域文化最重要的是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江南诗性人文与齐鲁伦理人文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结构原理。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会因缺乏伦理水准而变得越来越轻浮与肤浅;而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诗性灌注,也会因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在当代实践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齐鲁伦理人文那种至阳至刚精神在反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是江南诗性人文那种优雅品味在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粗鄙化。在华夏文化建设中,既有承担历史、社会和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和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和寄托,才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    

7.  江南文化诗学研究笔谈  
   刘士林  朱逸宁  李正爱  刘铁军《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 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 -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8.  在江南发现中国诗性文化  被引次数:3
   刘士林《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卷第1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9.  安史之乱与江南诗性精神的成熟  
   朱逸宁《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卷第1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10.  明清江南乡绅话语中的治家文化  
   刘铁军《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卷第1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11.  江南鱼稻文化与江南诗性精神  
   李正爱《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卷第1期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12.  论禅宗对审美心理建构的影响  
   吕向文《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3期
   禅宗以一个关于“梵我合一”的精致周密的世界观理论,一套“自心觉悟”的解脱方式,一种“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对中国文学产生全方位辐射,渗透和影响到审美及其他各个文化领域,直接推动了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审美理解、审美情趣等审美心理诸因素的发展和完善。也直接铸就了与以伦理为中心的“诗言志”审美心理传统相区别甚至是相对立的另一种审美心理建构的最终完成。    

13.  明清世情小说与江南文化  
   申明秀《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
   江南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典范,是中国诗性文化的代表,带有审美性、阴柔性、超越性的鲜明特征,而明清世情小说则是江南诗性文化的结晶,催生了《红楼梦》那样的世情杰作。    

14.  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  被引次数:2
   陈望衡《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像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在技术理性吞噬人文精神,消费逻辑抑制创作欲望的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之于中国美学的独特贡献和诗性内涵,揭示民族审美机能的历史发生及其现实活动机制,不仅是为了打捞文明的碎片,更是出于穿越现代性的内在需要,给日益祛魅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生活世界浇注些许澄彻通透的诗意活水和创化原能。踏上江南的回乡之路,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返魅之旅。    

15.  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  
   刘士林《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像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在技术理性吞噬人文精神,消费逻辑抑制创作欲望的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之于中国美学的独特贡献和诗性内涵,揭示民族审美机能的历史发生及其现实活动机制,不仅是为了打捞文明的碎片,更是出于穿越现代性的内在需要,给日益祛魅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生活世界浇注些许澄彻通透的诗意活水和创化原能。踏上江南的回乡之路,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返魅之旅。    

16.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徽州古民居  被引次数:1
   程相占《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像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在技术理性吞噬人文精神,消费逻辑抑制创作欲望的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之于中国美学的独特贡献和诗性内涵,揭示民族审美机能的历史发生及其现实活动机制,不仅是为了打捞文明的碎片,更是出于穿越现代性的内在需要,给日益祛魅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生活世界浇注些许澄彻通透的诗意活水和创化原能。踏上江南的回乡之路,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返魅之旅。    

17.  意境范畴生成的南方文化因素  
   杨文虎《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像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在技术理性吞噬人文精神,消费逻辑抑制创作欲望的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之于中国美学的独特贡献和诗性内涵,揭示民族审美机能的历史发生及其现实活动机制,不仅是为了打捞文明的碎片,更是出于穿越现代性的内在需要,给日益祛魅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生活世界浇注些许澄彻通透的诗意活水和创化原能。踏上江南的回乡之路,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返魅之旅。    

18.  现代文学中的江南情怀  
   熊家良《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原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像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在技术理性吞噬人文精神,消费逻辑抑制创作欲望的今天,我们探讨江南文化之于中国美学的独特贡献和诗性内涵,揭示民族审美机能的历史发生及其现实活动机制,不仅是为了打捞文明的碎片,更是出于穿越现代性的内在需要,给日益祛魅的平面化和单向度的生活世界浇注些许澄彻通透的诗意活水和创化原能。踏上江南的回乡之路,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返魅之旅。    

19.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被引次数:1
   刘士林《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卷第6期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20.  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  被引次数:1
   刘士林《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卷第1期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设为首页 | 免责声明 | 关于勤云 | 加入收藏

Copyright©北京勤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京ICP备090844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