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生态伦理思想概论

藏族传统生态伦理主张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作为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在青藏高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尊重和挖掘藏族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合理内容,使其得到发扬光大,既是保护当前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创造新的生态文明的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的基础与原则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它虽然产生于与当今社会迥异的古代社会,但至今仍对现实有巨大的价值。现代社会生态危机重重,需要我们诉求于古代传统文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尤其是佛教禅学、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论证了生态的权利,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成立的伦理基础,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原则。这些都是建立当代生态文明的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藏族传统生态经济伦理观探微

生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本经济学,在我国构建这种新兴的伦理思想既要从西方伦理学中获得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观念,也要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挖掘相关的生态观念。本文对藏族传统生态伦理进行了再讨论,指出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科学发展观,可以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相关伦理观念。     

蒙古族传统自然观与当代生态伦理学

蒙古族传统自然观是蒙古族先民对神秘自然最原始古朴的敬畏之情和神化意识。它倡导的是一种尊重自然、善待生命的伦理之道。蒙古族先民的万物有灵论不完全是由于认识能力低下而产生的愚昧观念,而是兼有生命伦理意义的有机自然观。当代生态伦理学,是建基于功利主义价值观、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范式之中,还是建基于前理性、前科学、非功利主义的生存论范式之中,这是事关当代生态伦理学成败的核心问题。彻底否定万物有灵论和人与自然生命同根的有机自然观,是不可能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     

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与新疆生态文明建设

本文在阐释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的丰富内容、多样化表现形态、鲜明的自身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当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中热爱自然、与动植物平等共存的宽广情怀对培育新疆生态意识文明具有感召作用；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中规约权威、普遍约束的实际效果对新疆生态制度文明建设具有借鉴作用；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中有效保护、节制利用自然的宝贵经验对新疆生态行为文明建设具有启迪作用。如能在当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中对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加以继承、吸收、借鉴和洗炼，才能实现其创造性的现代转型和升华。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科技和工程伦理学视野

生态文明建设为应用伦理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科学伦理的生态文明审视、技术伦理的生态价值重建、工程伦理的生态环境构建、生命伦理的生态伦理回应,张扬着热爱自然、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思想,规范着生态公平与正义、生态责任与生态义务、生态安全和福祉的行为准则.     

论生态和谐伦理

生态和谐伦理源于生态环境恶化。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森林危机,土壤退化,酸雨问题,物种濒危,声、电磁波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是当今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触目惊心的生态灾难,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系列伦理问题。施韦兹"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卡逊的尊重自然伦理学、辛格的解放动物的伦理学、丸山竹秋的地球伦理学、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构成了和谐伦理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苏宝梅等的《和谐伦理学宣言———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谐发展》在梳理了生态伦理的种种形态后,明确提出了和谐伦理学。和谐伦理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生态和谐伦理是和谐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和谐伦理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而发展生态和谐伦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生态伦理的意识形态和伦理传统

现代科技思想的理论支点 ,建筑在地球仅仅是僵死的物质和仅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假设基础之上 ,要改变这种“征服自然”的传统观念 ,需要现代科技哲学向地球生态共同体观念的转向。由此笔者试图揭示并确证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在描述伦理、规范伦理和哲学伦理思维方面体现出来的生态伦理意识形态的统一性 ,以及在伦理学的相对论、目的论、功利论和道义论传统上的历史渊源及多样性发展 ,认为生态伦理学理论的多样性优于单一性并具有现实理论意义     

生态诚信的可能性与途径探析

中国传统伦理中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元素,但当前中国学界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还是笼罩在西方伦理学的话语中.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在结论上具有革命性,但其逻辑进路欲在因西方近代哲学二元论思维而造成主客分离、人与自然对立的情形下填平二者分离与对立的鸿沟,这种作为在理论层面上虽取得巨大进展,但在人们日常的观念、态度与行为,即在践行的层面上步履维艰.因为要把在人类中心主义传统中由人独享的诸如道德地位、利益、价值与权利让渡给自然,使自然与自然物因享有道德地位、利益、价值与权利而获得与人类似的平等地位,从而成为获得人类尊重的理由或依据,这要在人类社会中施行着实不易.因此可以在当代生态伦理学中引入一种中国伦理元素,来探讨生态诚信的可能性与途径.     

确立藏族聚居区特色生态法治基本原则的路径选择

先进的生态法治基本原则对藏族聚居区生态法治体系的构建、生态的恢复和保护以及和谐生态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认为在确立藏族聚居区生态法治基本原则的过程中,需要汲取和发掘藏族传统的生态文明资源,将藏族传统生态文明与现代生态法治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完成符合藏族聚居区生态和社会基本情况的、具有藏族聚居区特色的生态法治基本原则。     

儒道生态理念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构建

建立生态文明，必须着力培养人们的环保意识，形成新的生态伦理。“仁爱万物”、“天人合一”、“取物不尽物”和“取物以顺时”的儒家生态理念，以及道家主张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价值观、“自然无为”的法则、“无以人灭天”的态度，对于增强全民族的生态环保意识，构建现代生态伦理具有重大意义。     

生态伦理视域中的无能子哲学

当代生态危机的凸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敞开了一个新的视域。唐末无能子对道家传统中生态伦理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扬和揭示。他的万物同根相亲、人与动物平等、崇尚自然、恬淡寡欲思想,蕴涵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对当代人建构生态伦理,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和启示。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精神的培育

当前,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现代文明的深层弊端,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又在于生态精神的培育。因此,培育生态精神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文明。培育人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培育“生(生物)权自(自然)授”的生物权利意识,培育具有生命整体精神的大地伦理意识。     

威廉·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现实使得人类不得不反省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呼唤新型的生态伦理范式的建构,而威廉·华兹华斯的作品正闪现出生态伦理智慧的光芒。从当代生态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批判、人类的生态责任诸方面切入,对威廉·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究,指出其思想具有超越其时代的远见,在生态危机重重的今天,对于社会良性生态伦理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哈代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蕴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他对自然的描写,体现了生态整体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也控诉了工业文明和人类欲望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他对女性的塑造,表现了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揭示了女性与自然都是男性、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压迫对象;他赋予动物以主体性,提倡尊重动物的权利,认同动物的情感。哈代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虽然复杂,却并不矛盾,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又体现了道德关注的＂同心圆＂倾向。     

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梭罗对于现代环境运动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他是一位细心的自然观察者，发现并表述了自然界各个部分协调统一的生态学思想，因而被人称为“生态学之前的生态学家”。其次，梭罗有着深邃的自然思想，他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立场出发，强调自然有不领带于人的独立价值，强调自然的审美和精神意义，析力反对把自然的价值约减为经济和实用的价值，不同时代盛行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流俗进行了深化的批判，表达了在文明和荒野之间应保持平衡的思想。梭罗这些生态中论的思想要素如今得到了当代环境运动，尤其是生态伦理学的响应。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生态文明需要环境伦理与法制保障

已敲响于虚实之间的生态文明警钟,预示着生态文明对人类幸福的重要意义。道德与法律是人类幸福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支撑生态文明的两大支柱。而作为道德与法律在生态文明中的暗合,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在保障当代生态文明中具有重要作用,必须给予特别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