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西票号的习惯法体系

采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对山西票号习惯法进行体系化和整体化的研究,有利于山西票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晋商习惯的基础上,山西票号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以及习惯法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票号的行业习惯法和行会习惯法。但是,这一体系是不完整的。票号习惯法体系的不完整性阻碍了票号更大规模的联合——组建银行。而票号未能组建银行,是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商事立法看山西票号的近代化转型

山西票号的衰亡有着各种历史原因,而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山西票号的发展,成为山西票号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在分析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近代中国的商事立法与山西票号衰亡之间的关系,最终说明近代中国商事立法对山西票号及其近代化转型进程的影响。     

山西票号:金融史上的奇观

凡是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票号商更是以独步天下,不辞艰辛,影响中国金融业达一个世纪之久。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古称并州,明置山西省,受惠于黄河孕育,成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明清以来晋商的异军突起,竟威震华夏,名扬亚欧。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将山西商人媲美于意大利商人。其中山西票号商更令人注目,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影响中国金融近一世纪。至于票号业发源地古城平遥,已被我国政府列为向联合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票号"以平遥为诞生之地,平遥也因"票号"而扬名于世。那么,"票号"为何会自…     

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

《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刊载了刘建生教授的《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文章是该项研究的续篇,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估算了票号业的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使山西票号的主要指标和数据趋于完善,也为从宏观和数量的角度探讨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以及票号与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奠定了基础。     

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因其主要由山西商人创办、经营,因此也称山西票号。近十余年来,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现有成果主要局限于微观、个案层面,对于整个票号业的经营业务量、资本与利润总量、总资力,以及票号在当时金融业中的地位与影响等宏观问题则较少涉及。该文立足于票号的总分号数量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对其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进行了估算,并简单梳理了兑换券的发行情况,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票号衰落之原因。     

山西票号与近代社会信用

山西票号是银行,但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银行,而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或封建社会末期的早期银行;换言之,山西票号应是封建社会末期高利贷性质的早期银行.票号所提供的存、贷、汇、兑等业务应属于银行信用.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与其他社会信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山西票号习惯法的特点及价值

在晋商习惯法的基础上,山西票号习惯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在国家法之下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以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为表现形式;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持了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作为清代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票号习惯法不仅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保证了票号的发展与兴盛,而且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并为当代人的法律思考与实践提供了参照.     

票号身股的数量分析

山西票号曾一度汇通天下,纵横捭阖,在中国近代金融领域独领风骚近百年,究其原因,则在票号内部的用人之法。文章对票号独特的用人机制即身股制度进行数量分析,并运用经济学的激励机制原理,将身股制与其他几种激励机制进行比较。     

山西票号:中国最早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机构

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都是中国早期的异地汇兑现象,但它们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且均由政府经营,所以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清初的“会票”,流通范围也非常有限。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它不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受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机构本身来说,首先,它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其次,它创立了人身顶股制和联号制,其中,联号制是山西票号存在的基础,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人身顶股制合理调节劳资关系,也是我国利益分配制度上的一大进步。第三,它将汇兑与存放款相结合,形成了存汇结合和放汇结合的特有形式,有利于资金的高效运用。从机构的外部来说,山西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中与清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清末帝国主义银行、新式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夺走了山西票号的大半业务及其票号本身存在的封建性、保守性等缺点,因而在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走上了衰亡之路。     

山西“五大”述略

山西大元宝《山西文献》第46期载文说,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元宝货币”中,有各式各样的“银锭”。现存世五十两的大元宝,以山西省占最多,而且多系咸丰、同治时代产物。当时正是山西票号业务发达的时期,各票号经常代公家汇解款项,经手银两甚多,影响所及,使山西的银炉业也特别发达。山西省太谷、祁县、平遥是各票号的发祥地及总号所在,因汇兑业务关系,而遗留的“大元宝”以五十两重的较多,由历史博物馆1994年春节展览的资料可以证实。山西“大酒缸”“大酒缸”,是清代、民国时期遍布北京的一种平民化小酒馆。因馆子里摆放着一口口大酒…     

晚清山西票号在开封的发展

山西票号是晚清时期中国本土的民间重要金融力量，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功能、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对它联络全国金融的具体作用论述不够，对它之于内陆地区经济的重要影响更是鲜有提及。文章通过分析山西票号在开封的发展历程，反映其在联络内陆地区金融方面的重要作用。     

孔祥熙生平

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光绪六年八月初七)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开任职山西,在交城病故,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之辈,已很富有,设有票号、商号多处。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为贡生,承继祖业,至清末因数次战祸造成巨额损失,加之票号财东因循守旧和子弟的奢侈淫佚,家境日渐衰落。     

传统文化下的道义经济——以山西票号为例

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商人创造了一个充满道义色彩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经济伦理对商人的心理结构和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山西票号曾轰动一个多世纪,儒家伦理在票号经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日升昌”得名之由来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赫赫有名,但“日升昌”三字出自谁手,何以得名?这其中有一段传说。当年平遥“西裕成颜料庄”要改换门庭,改营票号。票号为何物?生意如何做?颜料庄的伙计们一概懵懂不知。然而厨房里的一位年轻厨师,却大体上知道票号是咋回事,只是他不善言谈,更不在人前     

山西票号人力资源管理

山西票号是主营异地汇兑的金融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三条经验可资借鉴:东伙间的信义关系为其一;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模式为其二;实行股俸制为其三。正是靠着这三条经验,最终成就了票号业的辉煌。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山西票号与中世纪意大利家族企业的分析与比较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越来越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山西票号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给了代理人足够的信任和决策空间,以身股平等参与分红为特征的激励机制和以集体主义惩戒为特征的约束机制,既有效地激励了代理人,又以较小的成本约束了代理人.通过选取在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制度上与山西票号存在较大相似性的中世纪意大利家族企业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委托代理制度上的一些特点,以及在激励约束机制上的具体做法和制度进步.     

转型抑或收缩：山西票号对辛亥革命的因应

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金融创新与山西票号的兴起

文章从金融创新的视角探讨了山西票号的产生,认为明清政府对金融业及其相关业务管制的逐步放松为宏观金融创新和商业银行性质的票号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而金属货币的短缺和压力才是金融创新和传统金融机构发展的直接推动力,19世纪上叶的经济危机、白银外流和货币的短缺,使专营汇兑和货款清算开始变得有利可图;而晋商所具备的独特基础则使得票号首先由晋商所创设,并使其获得了长期的垄断地位.     

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其作为全国性的商业团体,在票号业、药材业、糖业、京广杂货业等诸方面皆与粤地关系甚密.在票号业中,广东曾长期作为谷帮票号领袖志成信的大本营;在药材业中,广东市场更是催生了天下第一药材批售大帮——广帮.山西商人在粤经商行为一方面活跃了广东地方经济,促进了粤地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自身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晋商商号本身的发展与兴盛.晋粤两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两大重要省份,对二者经济联系的研究必将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