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乌台诗案"改变了苏轼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立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黄州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也谈"以诗为词"

陈师道提出苏轼"以诗为词"说,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是词学史上"尊体"之论的开端.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从客观上说,根本原因是传统深厚的诗歌所给予的巨大的影响力."以诗为词"的精义,主要体现于格律、题材、体性这三个层面.对苏轼"以诗为词"应当重新评价不是"销蚀词美",而是丰富词美;不能以"士大夫化"取代"以诗为词"说;"以诗为词"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高雅的艺术.     

试论白石词与老杜诗的暗通之处

词与诗本为"异质"之文体,但白石词与老杜诗却显出某些"同构"之迹象。白石词与老杜诗有其相似的社会背景、相近的人生经历、气质及创作态度,从而可以使诗与词之固有藩篱消弭于无形,呈现出相通之风貌,再次证实了"转益多师"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     

识济其胆，力载其才——略论苏轼对词风的革新

苏轼词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诗歌史上有了“婉约”和“豪放”两种词风。唐五代乃至宋初，词被视为“小技”，而苏轼在“以诗为词”的泛文学观念引导下，完成了在词前添加小序、以词人性情为始归、冲破词须协律的限制，使词具备了创作主体特殊的情感特征。他在词的创作中不仅运用诗、文、史，而且使词能够与诗、文表现相同内容，从而使得词体日尊。清代叶燮，作为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在《原诗》中提出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观条件，即才、胆、识、力理论，而且认为只有四者交相为济，方可使人登作者之坛。     

从"倚声"论唐宋词体之形成与初步发展

词不同于诗,属"倚声"而作、合乐而歌的韵文体格.词所倚之声,最初是唐俗乐歌曲,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曲体结构约束.唐五代文人制词注重"倚声"谐唱,然依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为词体"律化"发轫.北宋以来,文人词创作在"倚声"与"依律"之间各有取舍."倚声"家沿续唐五代制词谐唱之传统,又复增衍"慢"体与前代令曲并称;"依律"者"以诗为词",导致"词"与"俗乐"分离,重拾"正声"以配"雅词".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诗学模范与词格重建——清初当代词选中的辨体与尊体

清代初年大量涌现的清词选本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方式,这些当代词选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体现出了清初词家对于词体的反思与改造.清初词人推尊词体的用心反映出他们的文体自觉,而辨析词体的努力则集中反映出他们的文体焦虑意识,这种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于诗词二种文体的比较上.通过"诗人之词"、"词人之词"等名目的提出与阐释,清初词人逐步建构起较为明确的选词观念,并在自身的选词实践中传达出他们重建词格的行动,从而使词体真正被纳入诗体的规范之中.     

温庭筠诗的意象与词的意象比较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也是词坛领域的"花间鼻祖"。在意象运用上,温庭筠的诗与词都注重对华美物象的客观描绘,但诗中意象流丽动荡,典故众多,带有虚化的幻想,而词中意象浓艳静谧,以写实为主。由于崇尚客观的审美理想,温庭筠的诗与词意象运用上有相似之处,但他对诗和词已经有了自觉的分体意识,这引发了他对这两种文体不同的审美追求。     

论宋代"以诗入词"现象及其发展与成因

宋词的"以诗入词",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作为在创作上对前人诗歌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接受和借鉴,宋词的"以诗入词"手法得到了宋代词人广泛而普遍的运用,这既是古典诗歌影响宋词创作的结果,也是宋词走向雅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更是宋代词人在创作时共同具备的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古代诗词移情手法的历史溯源

移情是我国古代诗、词中最具抒情的表现手法之一,但长期以来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举例论述了移情在古代诗、词中的发展过程,并指出这一表现方式的基本完善是在唐、宋时期。最后试将移情的表现手法分出类别,并分析不同类别在表达感情所起的不同作用。通过对移情的举例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古代诗、词这一独特抒情表现手法的理解。     

魏晋南北朝游仙诗的渊源与内容分类

游仙诗源于汉代以前的辞赋,楚辞、《庄子》与道教的神话幻想系统是产生游仙诗的三大重要因素。游仙诗的内容非常庞杂,本文以为可以把游仙诗的内容分为两个方面:因受时间的局限而追求生命永恒与因受空间局限而追求生命自由,从而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游仙诗进行界定。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中国浪漫派新诗与政治文化

中国浪漫派新诗,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中国的浪漫派新诗不仅是一个文学话题,也是一个政治话题。一方面,中国的浪漫派新诗能够对社会现状做出及时迅速的反映,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使它在一定时期政治性超过了文学性,曾一度沦为社会宣传和革命斗争的工具以及现实主义的附庸。从它的产生、发展到今天对它的反思和重新定位,中国浪漫派新诗所带有的政治烙印是无法磨灭的。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中晚唐七律向齐梁宫体诗的功能扩张

七律与五律在形式、来源、起源时代等方面各不相同，早期七律在功能上与以齐梁宫体诗为代表的早期五律也有很大差异，但在元和以后，七律已承担起了早期五律的主要功能，包括赋题、咏物、体写女色等。中晚唐七律兴起的艳情诗风可视为七律的功能向宫体诗方向扩张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些功能在五律中却呈现出萎缩的倾向。这种现象表明，在不同源的文体之间，后起文体可以承担起固有文体的功能。     

《三国演义》诗词歌赋的艺术价值及其不足

白话章回小说在叙述中穿插诗词歌赋,这是《三国演义》的一种艺术创造。《三国演义》的诗词歌赋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们不仅放在小说中具有多种作用,值得人们注意,即便单独抽出来阅读,也同样具有艺术感染力。尤其是那些借鉴古典诗文的作品,艺术成就尤为突出。但也有一些作品则缺乏艺术魅力,甚至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魏野并非晚唐体诗人——以七律创作为主看魏野诗风

魏野从方回划分宋初"三体"之时便被认为是晚唐体诗人,但其诗作的内容及创作手法皆体现出鲜明的白体特征。以七律为例,就内容而言,多为送行交游及朋友间寄赠唱和之作,且偏重于叙事、言志、写意,类白体七律;就创作手法而言,语言大多明白晓畅,出语自然,不事雕琢,且言意好尽,不太讲含蓄,发挥了白体善于铺叙的功能,有明显"以文为诗"的倾向。这是魏野七律最突出的特征。其五律等诗体亦大多如此。因此,就诗风而言,魏野更倾向于白体诗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晚唐体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