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伦理政治一体化特征的形成

孔子哲学以阐述日常伦理为主要内容 ,经过秦汉之际儒家及汉初董仲舒的改造 ,汉代儒学表现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特征。本文对儒学从以日常伦理为主到以政治伦理为主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董仲舒社会哲学研究

本文阐析了董仲舒社会哲学以神学—形而上学为依托 ,在伦理政治、经济、文教与思想文化四个方面展开的理论建构 ;指出董仲舒社会哲学的最大特点、历史影响的二重性及理论内的紧张性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伦理政治架构看公共生活伦理形态变迁

从伦理政治架构这个视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形态.传统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同一,国家伦理支配和覆盖社会伦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与安排建立在信念伦理基础上.近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分化,国家伦理用宪法价值来建立,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当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形成双向互动结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关联方式变化,不是政治对伦理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模式,而是伦理对政治自下而上的道德渗透模式.公共生活伦理的良序实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需要重建公民精神和公共价值伦理的道德基础,而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宋儒对理想社会的构思

儒家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学说倾向于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向社会提供改变世界的可行性论证。本文认为，宋儒对理想社会的构思最能体现儒家主流政治哲学的特质，即大幅提扬伦理精神，将政治与历史伦理化，使整个社会结构固定在宗法伦理的框架之中，伦理问题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本质上说，宋儒所建构的理想社会模式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所阐发的“理想”其实是一种与这种理想所产生的环境不相符的“理想”，其目的是要改变与这种“理想”不相符的现实环境．     

国君与庶民同谴 制度与教化并行——董仲舒长治久安思想要义

社会稳定，是历代统治者所致力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前代相比，董仲舒的社会稳定思想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强调居安思危，注重长治久安。董仲舒长治久安思想的中心是由任刑罚而重德治的政策性转轨。需要强调的是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并不是先秦儒家道德政治的简单复归，他的创造性贡献在于将先秦儒家以“修身为本”的单一化约束机制发展为思想与度制相结合的双轨化社会制约体制。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论析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伦理型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这一传统和特点，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宗法等级制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这种伦理型的政治模式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和选择的过程。“德治”是这种伦理政治思想的外化，它以“君德”为前提，以德治、德教和仁政爱民为基本内容，以贤人政治为实施。     

和谐社会视域下中国行政伦理建设途径探究

顺应着国家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传统行政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受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共行政领域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伦理失范,这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能否有效地从根本上遏制行政伦理失范,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的成效、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得失、关系到我们的社会能否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因此,随着公共行政的向前发展,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伦理体系,加强行政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行政管理的迫切要求,更是时代的召唤。     

共产主义社会的“团结”问题

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在实践中走向了理论的反面，其根源就在于现实实践中。强行限制”的团结模式，这种模式在本质上依旧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团结模式。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的u原则和D原则，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两个正义原则，都已经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团结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提出了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团结”问题的两个原则：底线伦理原则和商谈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