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慧严、慧观

在晋宋之际,谢灵运是名士、诗人和佛教学者,慧严、慧观则是当时名僧,在“什门八俊”、“什门十哲”之列。史载他们有一定的交往,但语焉不详。本文挖掘相关文献,梳理他们各自佛教活动的线索,标注他们交往的结合点及其情形,认为他们曾相会于庐山,复聚于荆州,共译经于建康,在《华严经》、《大般涅槃经》的汉译润改过程中有过重要的合作。     

浅论魏晋名士简傲性格之成因——以《世说新语》为例

魏晋名士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放任、怪诞的行为，究其源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以《世说新语》为例对魏晋名士的傲诞行为与性格加以分析，并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家教背景几个方面追溯其形成原因。     

刘义庆的身世境遇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动因

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的猜忌和抑制使刘义庆感到本能的畏惧,致使他“不复跨马”,政治上堕入消沉与冷漠;另一方面刘义庆的文人气质与修养使他与魏晋名士有较为相似的境遇感受,与魏晋名士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刘义庆对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钟,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世说新语》一书.     

竹与魏晋文人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力图超越现实,从而达到精神上的逍遥游。他们追求精神上的“自得”,人格上的完美。竹林名士的精神内蕴与竹的某些特性相暗合,因而“竹林”也被赋予了时代的新意。他们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用其特有的情调诠释了一个时代的风度。     

试论唐代诗人对魏晋名士饮酒风度的接受

唐代四个时期的诗人虽均效仿魏晋名士的饮酒风度,但他们的饮酒内涵有所不同。初唐诗人之饮是士不遇与高雅情趣的反映;盛唐诗人饮酒体现的则是乐观、豪放的盛唐气象;中唐诗人的饮酒,是出于独善其身的无奈选择;至晚唐,特别是唐末诗人,他们饮酒的避祸处境,痛苦和悲愤心态与魏晋名士达到了唐代其它时期从未有过的相似。唐代诗人与魏晋名士饮酒风度有如此关系,有着特定的条件和原因。     

王粲荆州交游考论

王粲在荆州交游颇丰,可考证者凡十二人,他们对王粲在荆州的诗文创作及思想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王粲在荆州的大部分诗文创作皆与其当时的交游有关,它们反映了王粲备受世人认可的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如四言赠答诗专以"情胜",劝谏之文以情动人等.此外,王粲与荆州友人司马芝有较多的相似政治观点和处世之道,与宋衷、刘表有共同的学术倾向.     

名士心态

中国的名士,其心态历来值得玩味。 古代的名士,是不是专指那些“不仕者”,已经难以深究。后来喜欢以名士自居者多矣,又有多少能真的儒雅脱俗呢? 其实爱以名士自诩者偏偏觉察不出自己不能脱俗,他们的内心,十分看重肩上的这一块名士招牌。至于这块招牌能否有益国计民生或者至少抵挡一阵假冒伪劣以保证自己出卖的是真正国货童叟无欺?对不住,那暂时尚不在考虑之列。吴敬梓先生200年前写过一部《儒林外史》,刻划过杭州城里的一班名士。试看那一位时时处处都以名士自居的头     

《儒林外史》视野中的四类名士

《儒林外史》第一回以不受名利拘牵的名士王冕来敷陈大义,而全书所写,则主要是追名逐利的冒牌名士,如杜慎卿、陈和甫、景兰江、丁诗、权勿用等。他们或以颠狂的方式暴得大名,或以"山人"而"飞来飞去宰相衙",或附庸风雅而酸态毕露,或自以为势利之极而其实"呆串了皮"。吴敬梓对这四类名士的调侃和讽刺,既表达了他对所生活的时代的失望,也表达了对理想的名士风度的期待和向往。《儒林外史》借以告诉读者:安贫乐道才是读书人最好的选择;安贫乐道的前提是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而要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必须具有正常的谋生能力。《儒林外史》所提倡的这一人生理念,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包含了深邃的哲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儒林外史》视野中的四类名士

《儒林外史》第一回以不受名利拘牵的名士王冕来敷陈大义,而全书所写,则主要是追名逐利的冒牌名士,如杜慎卿、陈和甫、景兰江、丁诗、权勿用等。他们或以颠狂的方式暴得大名,或以"山人"而"飞来飞去宰相衙",或附庸风雅而酸态毕露,或自以为势利之极而其实"呆串了皮"。吴敬梓对这四类名士的调侃和讽刺,既表达了他对所生活的时代的失望,也表达了对理想的名士风度的期待和向往。《儒林外史》借以告诉读者:安贫乐道才是读书人最好的选择;安贫乐道的前提是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而要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必须具有正常的谋生能力。《儒林外史》所提倡的这一人生理念,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包含了深邃的哲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东汉儒学名士薄葬之风和吊祭活动的文化蕴涵

本文首先叙述了东汉时期世俗的厚葬之风及其流弊 ,进而指出儒学名士在此背景下的文化态度。从显层意义上看 ,名士们坚持薄葬是由于传统理论的力量和害怕盗墓 ,而其深层的文化意蕴则是清流阶层对浊流阶层的反动 ,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这与他们在吊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是一致的     

清初汉族士人政治处境及心态考略——以己未博学鸿儒科“新朝士人”为考察对象

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前,"新朝士人"虽已在政治上归附了清朝,但"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处境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慌与失落,个体价值无所归依,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他们与朝廷处于一种淡淡的"疏离"态势之中。博学鸿儒科的诏举使"新朝士人"在文化上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政治态度由"疏离"彻底转向"归附"。汉族士人的"国家效忠"意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超越了"民族认同"成为决定他们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     

乱世下的立国之维——春秋战国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探析

在春秋战国的乱世时期，政治的腐败不仅会带来诸侯国的内乱，还会招致亡国的厄运。这使得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将“廉洁”提升到立国之维和为政之本的高度。于是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不少诸侯国执政者的重视，诸子百家也对此作了积极的探索，从而在廉洁国家的形象建设、廉洁政府的制度建设、廉洁官员的道德建设和廉政伦理的理论建设诸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制度变迁与研究取向转换——当代中国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文献分析

当代中国传媒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由于文化的相近性和特殊的区位优势,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群体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时间上也基本没有间断。国外的学者则多站在西方立场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在比较研究领域成果较多。我国内地的学者更多的是立足中国政治的实际状况来探讨两者的关系,更强调研究的策略性和实用性。     

20世纪以来中国傩文化研究述评

自20世纪以来，众多学者投入到中国傩文化研究阵营，其研究重点随着社会政治文化变迁而产生变化，呈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中国傩文化研究之路。通过研究者的努力，虽然出现了众多成果，但是也暴露出诸多争议和问题。随着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中国傩文化研究已由本体研究转向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视野下的考察与研究。当下，人们更关注傩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倾向于整体研究。     

从《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看近三百年中士人形象的变化

以士人形象转变为切入点,在分析<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形象改变原因.指出八股取士的没落、民族危机的深重、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使得许多士人远离了传统的士人精神,把追求的重心转向于"利",他们的社会角色从操控国家政治、文化命运的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渐次游离子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新兴...     

政治发展理论的思想史根源剖析

政治发展研究虽然是在20世纪才成为政治学理论中的重大领域,但其重要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因素却是自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数百年来积累的成果。不同的学者对于一般政治发展进程所作的理论概括都各有差异,然而种种政治发展理论大都可以归纳到制度理性化与文化世俗化两个方面。自阿奎那以来,包括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以及韦伯在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其思想无不体现在理性化与世俗化两个重要方面。     

施特劳斯在中国：施特劳斯研究和论争综述

施特劳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这不仅是由于他深刻的思想和他建立的学派，而且也是由于他对当今美国政治的现实影响。施特劳斯是中国学界最近三年中最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之一。本文对施特劳斯文本在中国的翻译及研究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尤其是对两位中国学者刘小枫和甘阳的施特劳斯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评论，比较了二者的不同。     

政治的偏向:东周诸子传播思想研究

在东周,诸子都不约而同地倚重口传文化。他们在口传媒介中发现真理与传播思想,并明显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政治关怀。换言之,东周诸子基于国家的立场,力图把自己变成政治思想的"说话人",并对口头传播赋予严格的伦理规约与道德规范。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东周诸子对口传文化非同寻常地虔诚与敬畏,它不仅见证口头传播的理性精神与实践效力,还表现出被信赖与宽容的政治偏向。洞悉东周诸子"舌尖上的政治"有补于当代新媒体传播的策略选择以及政治传播的文化建设。     

郑和信仰归属辨析

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后因身份的变化,其信仰也变得复杂。学术界有人认为郑和是位多信仰者,但根据史料分析判断,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呈现于世人,即郑和内心信仰伊斯兰教,并且笃信一生;而他参与其他宗教,只是其政治身份和宗教包容性的表现。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论纲

在政治学领域 ,“行为主义”既可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派 ,也可以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从发展历史来看 ,行为主义政治学可谓是昙花一现 ,但它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政治学的影响却极其深刻而广泛。但迄今为止 ,中国学者还没有系统地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过专门研究。因此 ,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角度来说 ,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 ,尤其是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 ,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