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的全球导弹防御政策与“萨德”在韩国的部署

奥巴马政府继承了小布什政府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政策,在完成美国本土和东欧的反导部署之后,转向亚太特别是向东北亚地区扩展。亚太反导部署已经成为美国全球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朝鲜核导计划的发展,特别是2016年的两次核试验促使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使得东北亚国际关系和安全局势愈加复杂和危险,也给中国的安全与外交带来严峻挑战。中国有必要冷静分析和应对,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寻求解决方案。     

国际新战略格局下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亚洲,对亚洲两个重要的国家—中国和日本发生了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从两国内部产生作用,进而推动着两国的关系的走向。在各国对外关系的基本依据从意识形态变为国家利益、竞争重点从制度竞争变为实力竞争、国际行为主体从国家集团变为国家单元的条件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应该确定新的格局,找到坚固的发展的基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情感、国际互动和亚太整体发展多角度思考问题。     

弹道导弹防御与全球战略安全——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及其影响

冷战时期 ,美苏两国为争夺全球霸权 ,在“确保相互摧毁”原则下 ,制造和部署了超过实际需要的战略核力量。同时为防止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美苏双方在 1972年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 ,这个条约成为 30多年来国际战略稳定的基石。冷战结束后 ,美国逐步放弃了“确保相互摧毁战略” ,转而追求美国自身的“绝对安全”。美国不仅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 ,而且积极发展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核战略原则的变化和反导条约的失败预示着 2 1世纪的国际战略安全将陷入严重危机     

逻辑·政策·现实——核威慑理论与美国导弹防御计划

冷战时期 ,美国建立和发展了核威慑的逻辑 ,并在不同时期奉行各有侧重的核战略。冷战结束后 ,美国出于霸权主义的需要 ,对其所面临的安全形势进行了新的评估 ,提出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这一计划的提出反映了核威慑的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深刻矛盾 ,将破坏大国特别是核大国的战略稳定关系 ,对世界安全形势构成新的威胁     

美国弹道导弹防御(BMD)政策的变迁与分析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 (BMD)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组成部分 ,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 ,随着国际格局变化 ,美国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发展 ,美国对于其国家安全认知的变化以及美国整体核战略的调整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政策有了很大的完善 ,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逐步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政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已经逐步进入实质性的部署准备阶段 ,成为美国在冷战后保持其霸主地位 ,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的重要步骤 ,是美国冷战后称霸全球的战略反映在安全政策上的必然结果     

试论“中国威胁论”的社会思想根源

雅尔塔格局结束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处于磨合与调整中,但美国出于控制世界、称霸全球的需要,竭力维持单极化力量格局,抱定旧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交往中延续冷战模式,以中国为新的冷战对手,在国内保守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普世主义等思想的推促下,鼓吹"中国威胁论",并以此为掩护,扩充美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及其文化价值观,服务于其全球霸权的战略需要.     

试论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轨迹与特征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向缓和，但要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还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是冷战后，世界格局从两极变为五极，即美、俄、中、欧盟、日等五极，五极之间的关系将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二是两极体制虽已结束，但俄美之争并未结束，争夺的性质、表现形式和冷战前不一样，但从争霸这点看没有变化；三是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著增强，但意识形态之争仍将长期进行下去，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两种社会制度、两个阶级之间意识形态之争，就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四是美国与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将成为政治上的伙伴，贸易上的对手，这种关系将长期存在下去；五是联合国在国际中的影响与作用仍然有限，对其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妥协性是其价值所在；六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是建立公正国际关系的准则，但让所有国家都遵循这些准则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特朗普政府《导弹防御评估》评析

特朗普政府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认为美国本土、海外驻军和盟国、盟友正面临来自多个国家日益增加的进攻性导弹威胁。在此基础上,报告试图进行导弹防御顶层设计:着力从技术上改进、调整现有导弹防御系统;重新配置或大量增加机动系统;建设新系统,包括定向能武器、计划部署天基拦截器。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研发、采购和演习,做到攻防一体化与协同性,全面提升导弹防御与进攻能力。评估报告将太空威慑与核威慑相结合,重点威慑中国、俄罗斯的导弹核能力。该报告给正遭受破坏的中美战略平衡平添了变数。     

冷战后美国威慑战略探究

美国的威慑战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成熟,一直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领域发挥基石的作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及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使美国的威慑战略发生转变。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威慑战略表现出了拒止性威慑、防御型发展、有条件使用等诸多特征。转变后的美国威慑战略在世界国际关系体系与国际政治局势中引发了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在世界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及美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美国威慑战略的转变动因、基本特征与具体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     

建构大战略,稳定新三角──中美日新三角中的中国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中美日新三角关系将在较长时期里发挥作用，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21世纪的亚太格局。为此，中国要在新三角中居于主动、有利地位，必须以大战略的眼光和举措处理中美日新三角及更广范围的国际关系，从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任务和世界格局走势出发，确定大战略的目标与对策，包括建立一个富强统一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和为之服务的经济发展优先对策、政治外交坚挺对策及军事安全均衡对策。     

江泽民国际关系民主化理论初探

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企图利用“一超”的地位,推行其建立“单极”世界的全球战略,成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最大的障碍。争取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际理想。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分关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十余年来,为维护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大环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对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具体主张。一、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首次…     

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演变

198 0年代以前 ,美国主要推行被动防御战略———即通过“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防止来自苏联的攻击。里根时期推出“星球大战”计划 ,实现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的转变。冷战结束后 ,美国出于建立单极世界的需要 ,对安全形势进行了新的评估 ,对“星球大战”计划进行了变革 ,抛弃了其中过于理想的部分 ,提出并开始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以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     

新中国成立与亚洲冷战的形成——国际体系转变的一个解读案例

从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这一对概念的界定入手,考察雅尔塔与冷战概念之间的关系,认为雅尔塔与冷战是两极格局下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国际体系,反映了主要国际行为体的观念变化和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借用建构主义理论方法,以亚洲冷战的形成为例,探讨雅尔塔体系向冷战体系的演变.分析了远东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动过程,认为随着中国内战的不断进展,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相互身份与认识逐渐变化,不仅打破了由美苏两大国构建的远东雅尔塔体系,也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亚洲冷战体系.因此,亚洲冷战体系形成的关键是中美关系的根本变化,是中美双方相互认同的本质转变.     

论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亚太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整原因主要是冷战终结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调整的重点涵盖了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地区合作、大国关系等各个方面,亚太战略今后的实施还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总体而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更多的是策略上和手法上的,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为核心的总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论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亚太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整原因主要是冷战终结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调整的重点涵盖了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地区合作、大国关系等各个方面,亚太战略今后的实施还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总体而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更多的是策略上和手法上的,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为核心的总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从对抗到合作--试论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1961-1972)

本文从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原因谈起,主要探讨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是如何考虑中国因素的。美国之所以发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不是一场误会或错误那么简单,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一部分,是冷战思维与美国门户开放梦想碰撞的结果。在越南战争的十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18O度的转变。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全面干涉越南,又为走出越战泥沼寻求与中国的缓和。越南战争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分水岭,越南战争的结束和美中和解的实现导致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划分势力范围和对抗为标志的冷战时代向以对话和合作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转化,国际格局也由此开始走出对抗的两极格局,人类相互依存和彼此合作的时代开始到来。     

试论亚太战略格局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影响

台湾问题是在二战后亚太战略格局急剧变化这一特定背景下形成的.冷战以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因此,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把它放到亚太战略格局的大背景中,具体考察包括祖国大陆、台湾、美国和日本乃至东盟、俄罗斯等有关因素,在权衡各方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作出明智而又理性的选择.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密不可分,其中意识形态问题占重要地位.中美传统历史文化的对抗和新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同都使两国产生敌对情绪,而走向对立;当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相抵触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占了上风,中美关系缓和,冷战进入转型时期.     

日本海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开始起步,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得到发展,鼎盛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衰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并再次复苏于冷战时期,蠢蠢欲动于当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以海洋国家作为国家身份的定位,依附美国,埋头发展经济,经济大发展刺激日本希望其政治和军事实力上也能匹配其经济大国地位,成为名符其实的海洋大国。近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增加了对海洋的依赖,逐渐开始从陆权国家向现代海权强国转变。中日在海权战略上的潜在冲突逐渐显现,在美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下,日本外向型、进攻型的海权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侵害,也对未来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构成重大挑战。     

冷战时期中关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密不可分，其中意识形态问题占重要地位。中关传统历史文化的对抗和新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同都使两国产生敌对情绪，而走向对立；当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相抵触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占了上风，中美关系缓和，冷战进入转型时期。